老人还是没有作声，工作队员准备继续骂他，被杨正义制止了，他说：“别着急，让他老人家想想。”
然后杨正义耐心地对老人家说：“老大爷，我们不是不让你的女儿生育，但要求她执行国家的政策规定，隔几年之后再生。你让女儿和我们回去，我们不会为难她的。如果你的女儿不出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今天是不会离开你家的！”
在杨正义反复劝说之后，老人终于开口说话了。他气鼓鼓地说：“她不在我家里，你们再等几天也没有用！女儿是女儿，我是我，有本事你们直接去找她，不要拿我来出气！”
见到老人的态度没有松动的迹象，杨正义离开了他。他要去与工作队的同事们商量，如何才能使老人把自己的女儿动员出来做计划生育手术。
经过反复商量，杨正义还是决定在老人家里进行搜查，因为情报已经确证超生对象就住在这里。杨正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被抄过家，他对抄家深恶痛绝，对人权格外珍惜。但他现在面临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知道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控制人口急剧膨胀，如果听任超生行为泛滥，那么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另一方面他又知道我们必须尊重和保护人权，不能随意抓捕人，不能随意拆毁他人的房屋，更不能肆意剥夺他人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杨正义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剧烈痛苦。
当工作队员在这户人家的各个角落仔细搜查的时候，杨正义一个人信步来到了房子外面的猪圈旁边，他站在猪圈外面，看着猪圈里的猪由于饱食终日而无忧无虑地幸福生活着。杨正义心想，猪很多时候比人更幸福，因为它们没有思想，它们也不用思考，它们只要吃饱喝足就行了。但猪是悲哀的，它们在被人们养肥之后只能任人宰割，它们的命运永远是未定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