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地应对了差距扩大问题，成为收入相对较高、差距相对较小的成功范例，但是大多数国家，长期陷入社会差距过大的泥潭，导致国内冲突不断，经济发展停滞，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道难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成功解决发展差距扩大问题面临着极高的治理难度。
根据我们的分析和预测，在2010-2030年期间，中国的城乡发展水平和地区发展水平将出现趋同，公共服务将基本实现均等化，人人能够享受相对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那么，中国能够打破发展悖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走向共同富裕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这包含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领导人的强烈政治意愿，将缩小社会发展差距作为科学发展的核心，把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以及收入相对较低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作为各项政策的核心，大力推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收入的提高，从多个维度缩小发展差距。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各种发展政策的着力点，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消除发展差距成为经济社会政策的首要出发点，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以充分体现，一大批旨在消除城乡、地区差距和人群差距的政策相继出台。
三是相对雄厚的国家财政能力有力地支持发展差距缩小。在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力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在2010年，综合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家资本经营收益预算和预算外资金5项政府公共财政资源，可供各级政府支配的财政资源达到15.6万亿元，占GDP的34.1%。未来20年，我国仍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的关键时期，将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比以往更加坚实有力的需求支撑、财力支撑、体制支撑。
四是地方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在地方创新中找到了答案，或者说看到了创新共同富裕方法论的实践。例如，重庆市鲜明地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的目标。提出降低基尼指数，缩小城乡差距，缩小“一圈”和“两翼”之间差距等指标，这些指标的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率先的，具有示范意义。要达到共同富裕，重庆的做法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做大蛋糕，大力发展经济，让人民来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通过分好蛋糕，积极地调整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过10年甚至20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我们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甚至可以是一些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们都将成为全国的财富。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既有别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从二元、三元或四元到一元的转型道路。换言之，在中国所呈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十分独特的，因而未来演变也是十分独特的，它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