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芳、严介和以及日钢掌门人杜双华都曾对国有资产产生兴趣，但“国退民进”的风向转变之后，他们都很快为各自的冲动行为付出了代价。对此，徐文荣曾说过，“吃饱了撑的，惹一身臊”。话糙理不糙。
不难发现，中国的富豪们还缺乏理性处置财产的经验，不知道如何打理财富以发挥其最大效应。他们通常陷于两个极端：不是大手大脚，极尽奢靡之能事，就是舍不得花钱，过着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两种方式其实都不可取，均有“暴发”心理作怪。显而易见，前者是典型的暴发户行为，而后者磨刀霍霍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不正是希望未来一鸣惊人么？一旦如愿，他们又很可能陷入前者的怪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众说纷纭的财富观
改革开放有如快进电影，市场的“好”与“坏”在短期内急速推进。没有经验可依，中国的富豪们不得不硬着头皮一路往前。从这个角度讲，一味奢靡享受或不懂享受，都是富豪群体的成长代价。这代价提醒人们，要用平和的心态处理财富，经营企业。试想一下，假如戴国芳从号称百亿元的经费中拨出一些毛皮，打理疏通关系，最后一定不至于锒铛入狱。又假设赖昌星发家之后及时收手，用走私所得去进行正当生意，或许也不会落得有家难回的下场。
所谓成熟的财富观，即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前提下适当享受财富，理性投资消费，回报社会。为了向富人鼓吹慈善，法国思想家霍尔巴赫曾这样写道：“财富——得救的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富人通常有一个过于肥大的肚子，进不得天堂的窄门。如果他要向这方面努力，他就应该吃斋，或者把自己交给教士；教士善于取掉他的脂肪，使他瘦削，从而挤进得救的小窗户。”
西方独特的文化背景缔造了大批热衷慈善的富豪，尤其以美国人居多。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曾说过，“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无独有偶，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也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年轻时都拼命挣钱，年老时仗义疏财，去世前把绝大部分财产捐献给了慈善机构。不过，这种几近“裸捐”的行善方式在中国并无多少追随者。
近年来，中国富豪数量一路暴增，财富迅猛增多，号召富人行善的呼声也日渐增多。2010年，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发起了一项全球计划，号召有钱人将自己的一半财产用于慈善。他们特别策划了一次慈善晚宴，邀请中国顶级富豪共同探讨慈善。就在中国之行提上日程之际，中国却传出富豪怕被劝捐而拒绝参加晚宴的消息。
商人重利，特别是第一代富人，刚刚脱贫，舍不得捐助，甚至有些反感。但很多时候他们又不能不捐，因此被挤出交换心理，期望以捐助的方式换取某种利益，导致慈善逐渐成为谋求地位和声名的手段。与此同时，媒体也习惯于把捐助数额与个人形象挂钩，无形中助长了不良风气，催生诈捐等丑恶现象。汶川地震后，地产大佬王石身陷“捐款门”，名誉大打折扣。福建首富陈发树声称捐出九成股票成立慈善基金会，却迟迟不兑现承诺，引来非议。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形式各异的财富观还将继续存在，并时不时地交锋对撞。而对于慈善这个古老又时髦的话题，一个未曾提及的细节是：日照钢铁老总杜双华曾在汶川地震后捐款1亿元，但地方政府不敢接，善款从日照滚到济南，最后交给全国工商联才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