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界变了，一切都令人始料未及。接下来的一年，杨惠妍的财富迅速缩水，强盛的荣家也黯然走下神坛。古老传统在现实的挑战下不断挣扎，以家族为纽带的财富结盟还在维持最后的颜面。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成长路径和成名方式，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相机而动、顺势而为。家族企业不断涌现时，现代化管理也悄然出现，职业经理人制落地开花。超越宗族血脉的理性在一些企业内发酵酝酿，微露曙光。
2009年，“技术狂人”王传福登顶中国首富，制造业回归富豪榜。抱团成长的朱孟依家族、许荣茂家族和杨惠妍家族在房地产领域披荆斩棘，命运随时局变幻。而数年前友好分家的刘氏兄弟已然跳出牢笼。从希望集团衍生出来的东方希望、新希望划江而治，各自在南北经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几年下来，刘永好、刘永行兄弟交替成为四川首富，几乎从未落选十大富豪之列，可见分家之成功。然而，看似高明的举措实际上不过是妥协于环境的结果，即便出于自愿，终究无法避免千年沉疴而兀自隐隐作痛。
商业语境下，富豪首先是逐利的商人，然后才是重行的企业家。企业家讲求规模、效率和品质，商人注重市场、利润和财富。由此，中国企业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经营管理上向现代企业靠拢；另一方面，利益分配、财富传承极尽保守。两种力量互相博弈，导致中国可以诞生多如牛毛的富豪，却注定无法出现震撼世界的企业，这不正是“中国制造”的囚徒困境吗？
10年财富流转，有人突然崛起，有人迅速坠落，有人沉浮升降，还有人四平八稳，几无传闻。当人们谈论起富豪，总是难掩心中好奇，欲求究竟。但他们身上已贴了过多标签，并常被媒体舆论左右，使得原本扑朔迷离的传闻更是迷雾四起，难见真身。
很多富豪也乐于制造玄机，其中不乏自我包装的高手，尤以第一代富豪为甚。他们大多出身贫苦，所受教育有限，但头脑灵光，有城府，深知名号之重要。及至事业成功，有人进入课堂，有人进入殿堂，身份亦随之更换，不是硕士、博士，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虚名扶摇而上，令人应接不暇。
然而，纵使变化万千，总有蛛丝马迹可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梳理那些别具一格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时代变迁、产业转移、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之外，无形之手一张一合，上下起舞。
一方首富，通常有政治头衔，最不济也是工商联副主席。作为社会名人，难以推卸社会责任。加之门下企业常是纳税大户、就业门路，事关国计民生，注定不能草率行事。许多富豪冒天下之大不韪，编制神话，最后马失前蹄，葬身于亲手设计的牢笼，就是过不了狂傲自大这一关。
是非成败
成功虽属不易，却并非偶然，且常常眷顾智者。所谓智者，体现在商业上便是那些知进退、明荣辱的先行者。他们既超脱又入世，高调但不张扬，低调而不沉默，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常能规避风险。
2001年，刘永好公然承认首富头衔，中国富豪首次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公众。这个时间正是民营经济活跃周期的高点，引起众多企业家共鸣。一年后，社会矛盾激化，打击“权贵资本”，形势陡转急下，民营企业家纷纷归于平寂。不知收敛的东北富豪杨斌、仰融先后落马、出逃。
改革开放在左冲右突中磕绊前行。商业人物的命运随之颠簸，当经济快车道加速，只有那些提前系上安全带的乘客才可避免被甩出窗外。一旦转过弯，下一个周期到来之前，便可安枕无忧。
2004年，在宏观调控之下，铁本掌门人戴国芳悲壮地倒下。假若时间再拖久一些，等长江边上的庞大项目建成，草根出身的戴国芳或许将成为中国首富。但历史没给他这个机会。国进民退的大潮暗涌，唐万新、顾雏军、孙宏斌、宋如华等富豪先后出事，企业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派肃杀。
历史的无情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政策时紧时松，形势时好时坏，经济震荡，商业循环，繁华与落寞如四时往复，交替上演。置身其间，唯有顺应而非逆行，才可能度过一轮又一轮寒冬，达至大成。正是在强烈的外痛与不断内省中，商业精神逐渐强大，风雨无阻。而脱胎于宏大时代背景下的生命个体尽管渺小，但并不卑微。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推动者和见证者。梳理这些形态迥异的人生轨迹，不仅可以洞察当下的处境，更能明晰未来的去向。
这不是一条平整顺畅的道路。从僵硬、不开化，到四面出击、随波逐流，再到回归与坚守，得与失、生与死、冷和热，瞬息万变间，中国商业浴火蜕变。尽管并不轻松，富豪们却愈发从容。时空交错，缓缓打开的财富图谱上，灵魂在拍手作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