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出通知：“彭副主席已正式在军委办公，从即日起，凡有下列问题之文件、电报均抄送彭副主席”。接着在后边具体开列了18类文电的细目。
从此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上，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新中国的首任国防部长。第二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被罢官，并一直处于被批判、攻击和迫害之中。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难道真如民间所说的“彭德怀是个马上将军，只会马上打仗，不会椅子上做官？”还有人说，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在彭德怀的身上涌动着纯朴、直率、倔强与执拗。但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人为的不幸！要想解开这一连串疑问，我们就要拨开迷雾，倒回历史。让它回到那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大跃进”运动。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常的年月。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发动“人海战术”，要求“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唯心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然而，这场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现实与理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