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那些领导人满意。在由这些领导人主持的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
对此，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这时，邓小平担任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乐安工作未满10天，又责令他回到省委，据说原因是因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有一次，他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有人挥舞着拳头，拍打着桌子，大声地对邓小平喊叫：“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是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承认，现令你向党写第四份申明书，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住心中的闷火，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表示：“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用党性来保证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此后，隔几天他都被逼问一次，但对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
几天以后，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左”倾错误路线屈服，直至最后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担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这项工作，邓小平一直做到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其实，在这次遭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之前，邓小平就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1929年底，他作为中央代表赴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起义后的部队遭到挫折，余部辗转到达中央苏区，而他奉命到上海向党中央去汇报工作，并起草了洋洋一万多字的《七军工作报告》。然而，半年时间过去了，当时的党中央竟然根本没有听邓小平的工作汇报。他住在上海，只是每月从交通员那里领取一些生活费。他同中央的关系，也仅是交通员隔段时间来看他一下而已。邓小平并不知道，此时，坚持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已向红七军前委发出了严厉批评的指示信。显然，邓小平已被“打入冷宫”。他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要回红七军工作，答复是没有交通联络，他又请求到中央苏区工作，最后总算获准。
毛泽东于1934年夏天在自己经常途经和居住的会昌写过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会昌》，其中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词句。毛泽东自己讲，这是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境郁闷的景况下写的。同样，会昌给邓小平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在此地，他曾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错误打击。这件事，连毛泽东到晚年都记忆犹新。
但是，邓小平对这些打击都漠然置之，都以伟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予以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