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煽动和策划了对张霖之的揪斗。江青面对法庭的质问，不得不低头认罪
1980年10月，北京正义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审判长威严地告诉工作人员：打开幻灯机。
白色的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老人被揪斗、毒打的情景。人们看清了，这位老人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害致死的部长——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幻灯片放完了，大厅内又响起了审判长的声音：“江青，这是你诬陷张霖之以后，发生的批斗场面，因此，对于他的死，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承认吗？”
江青从椅子上站起来，努了努嘴唇，什么也没说。
“我再问一遍，你承认对张霖之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审判长说到第三遍时，江青才勉强地点点头。
“你应该明确回答本院提出的问题！”
江青不能再沉默了，她用极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承认，承认对他的死有责任。”
她必须负责任！
1966年8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人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内容：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上街游行。
煤炭部党委也跟随大势，召开民主生活讨论会。张霖之主持会议。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被一位发言者指责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吗？！”
会后，这位揭发者的发言被整理成文章，起名为“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
张霖之气愤至极。这纯粹是诬陷，一个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满足，就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除了他都可以证明，他从未说过这些话！
原来，揭发者是因为没能提职为副部长而诬陷张霖之。
为了保护脾气耿直的张霖之，让他脱离是非的漩涡，他的夫人李蕴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中央允许张霖之到外地休息一段时间。
9月2日，经国务院主管工交口的负责人批准并报请周恩来总理同意，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当天，他踏上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央文革小组”盯上了张霖之。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康生手持一大堆材料，说有人揭发张霖之反对毛主席，并肯定地说张霖之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等人也跟着附和，表示同意康生的说法。张霖之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地被确定下来。
几天后，江青亲自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她拉着腔调，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煽动他们造反：“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呵，呵，我们支持你们，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不久，在大庆的张霖之接到了让他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
他立即返京，于12月18日傍晚抵达北京站，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经被抄，张霖之无家可归，老同事段君毅派出自己的红旗轿车把他接到京西宾馆。
车入长安街，马路两侧的路灯亮了，往前望去，就如一条波光闪烁的长河，但此时的他已无心欣赏京华夜景。车经过北京饭店前时，他下意识地往左看去，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真没想到这样，真的忍受不了，一股被侮辱的愤怒之火从他心中升腾，使他难以控制自己，转身握住前往车站接他的妻子的手，眼睛红红地大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红张”，李蕴华闻此一惊，这是丈夫几十年前的称呼呀，怎么也提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