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4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他们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随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口气却相当严肃：社教人员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自己思路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
会议刚开完，恰逢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包括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劳动模范在内一共三桌。这次生日宴会，毛泽东再次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说了很多“话中有话”的话，搞得寿宴没有了做寿的喜庆气氛，特别是毛泽东说出的“独立王国”四个字令人紧张而困惑。
毛泽东这是指责谁呢？在场人那时还不敢往刘少奇身上想。可是不幸的是，毛泽东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而毛泽东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政治风云动荡。刘、邓决定派出工作组引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应该“统统驱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他在会前的安排进行的。刘少奇主持会议，5月16日，会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刘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强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继续在南方休养，留刘、邓两人在京主持工作，负责“文化大革命”。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而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出现了群众组织红卫兵，大批学者专家领导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杀。中央派出工作组，却又与群众产生对立分歧——纷乱的形势让刘少奇不知如何应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示汇报，均未收到明确的回复。迫于无奈，他和邓小平乘飞机亲去杭州，与毛泽东面谈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讨论工作。毛泽东委托他们相机处理。
刘、邓回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控制和引导“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还是那种决定过无数重大事件的手势，还是那典型的湖南乡音：撤掉，统统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当即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此后，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境地。
对于革命者来说，政治上的打击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为他们是革命者，却又总有不屈的坚韧和宽广心胸。对刘少奇来说，工作还要做，饭还是要吃，但本来就少言的他说话更明显变少了。
他有个习惯，总是在开饭前几分钟才入桌，随便说几句话后就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饭桌上讲话，吃完饭再去办公室。现在，他犯了“错误”，晚饭更显得心不在焉，他要认识错误，他要准备书面检查，以让毛泽东满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上作检讨。
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