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周恩来砥柱中流(5)

同时,周恩来深知,江青一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唯恐这些青少年继续遭受他们的镇压摧残,周恩来出于真诚的爱护,在第二天接着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为了尽早解除江青一伙镇压的借口,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他说:“我提议现在各个学校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取消。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取民主的方法,你们自己取消。”

江青终于向“联动”下了毒手,十几岁的娃娃生平第一次走进监狱。孩子们见到周恩来如同见到父母,哭喊声响成一片

江青一伙心毒手狠,悍然下令对“联动”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他们狡狯地躲在幕后,唆使大学生来斗中学生。就在第二天,12月18日,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及谢富治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一、二、三“司令部”和首都兵团以及一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煽动他们镇压西城、东城的红卫兵纠察队。

本来,11月20日中共中央刚向全国批转的《北京市委重要通知》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同时规定:“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罚。”江青自恃特殊,完全无视这个通知,继续在“幕后指挥”,还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找来,一起给这三个“司令部”的非法抓人的犯法行为出点子,使它转为合法化。江青说:“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向反面,犯错误。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管,告诉公安人员管好,随叫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

提起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咬牙切齿地说:“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她还恶狠狠地说:“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死刑;年轻的可以死刑缓期。”关锋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查出,严重的枪毙!”

有了尚方宝剑,三个“司令部”的“司令”立即对红卫兵纠察队——“联动”大举镇压。谢富治指挥蒯大富、聂元梓等,先后数次调动数以万计的大专院校学生,配合谢富治下令调派的警察,连续对许多中学大包围、大搜捕。最多的一次,1月25日下午4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动3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一般,把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学砸得稀烂,逮捕32名同学。2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做“联动”投进监狱。这次大的搜捕,使得大批青年南下逃亡,引起民众关注。这些被江青所追捕的青少年都是革命后代,周恩来异常痛惜,忧心如焚。有100多名十几岁的“联动”成员,被他们当做“专政对象”关进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囚禁了3个多月。直到4月22日,才把监狱大门打开,把他们释放出来,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总理接见。

看到周恩来总理走进来,孩子们全都站起来,都像受了委屈的儿女见到了亲人,顿时哭声喊声交织一片。周恩来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小囚犯”,眼睛也湿润了。周恩来挥手让大家坐好,先问:“董良翮在不在?”又问:“谁是孔丹?”他们都满眼热泪,默默地站起来。董良翮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董老严守组织纪律,老老实实交出去的(这天董良翮回到家里,董老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你是替我去坐牢呀!”)。孔丹的母亲许明是总理的秘书,因不堪江青的迫害凌辱含恨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是“联动”儿子的“后台”)。周恩来对孔丹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周恩来讲话的声音低沉。人们看到,他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怜和一种难言的痛楚。

下令搜捕他们的祸首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及戚本禹也都在一旁坐着。这次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释放的。江青等人虽不甘心认输,却也无可奈何。周恩来生怕孩子们再受折磨,这时面向大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谢富治虚情假意的关心,激怒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浑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恩来等候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1966年12月24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7点钟召开,可是到8点多钟,周恩来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受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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