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陈永贵等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强大阵容。“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88人之多。可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屡次挫败江青组阁的企图，并且把去长沙找他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王洪文训了一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强。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批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改革开放，大寨焕发了新的青春活力。历史证明，周恩来总结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不但过去有意义，而且今后仍然值得提倡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终于走上了实事求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道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篇章。
1980年11月，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并加了批语。这个“批语”实事求是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批语”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础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也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过贡献”。
另一方面又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这样，就分清了是非、功过和责任，不但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而且也有利于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和贯彻执行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