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塾里面，除了打，另一令学生味同嚼蜡以致反感的是囫囵吞枣的背书。
当时中国私塾里，几乎所教的都要背。一般幼童开始背的是《三字经》等蒙学书，上课的情况一般是：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因为《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每句都是三个字，所以记起来并不困难……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页17—18。蒋廷黻是史学家、外交家，曾任驻联合国大使。
本来儿童的记忆力强，加上《三字经》、《千字文》这些蒙学书都是句短而有韵的，所以背书不算很苦。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尤其成问题的是只背不讲，这一点许多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都认为是一种虐政。
四书之中，《论语》、《孟子》比较易背，虽然不讲解，但学生略有一些认字基础，还可以有个概略，《中庸》则不易对付了。五经之中，《左传》较受欢迎，《诗经》也还可以。至于一致认为难背的，大抵是《书经》，连唐代韩愈也认为佶屈聱牙，加上没有讲解，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些古老东西究竟说些什么，用广东话说，只是念口簧，当时虽然应付了先生，久后自然又忘了。
这种囫囵吞枣的背诵，全国情况差不多：齐白石在湖南闭塞的地方是这样读“白口子书”，冯友兰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哲学史》等书。则因为为官的父亲辗转于各地做事，因此由略通文墨的母亲课读，也是以“包本”为目的。
为什么当时会流行只背不解呢？这种教法又已经持续了多少代呢？我所看的传记作者，对于自己所受的这种教育的深远历史，都有体会。“这个一间房子的私塾，各方面都是传统式。所教的课程和教法全是传统的，我想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变过。”这是搞历史的蒋廷黻的感受。以自传记录中国近代变迁的书中，以我所见，写得最深入，最有历史感的，是蒋梦麟。他是这样看背书这种老式教育的：
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些无谓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蒋梦麟《西潮》页40。
这短短一段话已包含了背书的好处、形成这种教育方式的背景和背书的流毒三层意义在其中。死背书的教学方法，也有当时的原因，这在后文再述。当时的教育问题是，为孩子制造苦难的私塾几乎遍及全国，而太多有前途的孩子早就给吓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