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局如此“吃香”的原因还在于，工作人员大多会被派往国外工作。这对于个人的升迁、物质生活甚至工龄都有影响。在国外负责情报工作，如果表现突出的话，升迁也会很快很容易。当然，这样的前提条件是他们不能在当地的反间谍部门面前曝光，泄露自己的间谍身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情报官员基本就可以说是彻底毁掉了。他不仅仅再也得不到外国的签证，还失去了上级对他的信任。只能卷起铺盖，回家种地。
在分派驻外人员时，克格勃通常会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区别对待：属于“复杂的作战环境”的国家——东德、西德、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属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国家——非洲、东南亚、中美洲国家；属于“热点地区”的一些国家……对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情报人员，实行1.5倍工时，就是工作一年算一年半。这样不仅可以按照超期服役享受提前晋衔，还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而物质生活的改善更是一个令人眼馋的理由。他们的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严格参照外交人员的标准用美元支付；而另一部分则用卢布支付，直接打入他们在苏联的账户。回国之后，他们可以凭借政府发给的优待券在“外派人员特工商店”购买一辆小汽车，这简直是大多数苏联家庭梦寐以求的；还可以在“小白桦”商店购买外国商品，价格比一般的便宜多了；另外，如果把多余的外汇交给国家，他们还可以不用排队就分到住房……
正因为对外情报人员丰厚的回报，当时很多关系户也涌入了这个部门。他们在国外毫无建树，服役期满便回国心安理得地享受各种优待。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再次派驻外国，以便继续享受特殊待遇。
年轻的普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虽然没能进入第一局，成为驻外情报侦察员，但对他而言，无论是第一局还是第二局，把他手头的工作做好，做得漂亮，这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在反间谍局工作不久，便被派往401学校学习。这是列宁格勒市一所封闭的大楼，里边商店、电影院、体育设施等一应俱全，学员们完全可以在里边待上几个月，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而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便。为了保密的需要，在出发之前学员的亲友们被告知，他们要到远东或者其他偏僻的地方去劳动锻炼一段时间。
奇怪的是，401学校专门进行反间谍培训，而普京自此毕业却被分到了第一局，也就是对外情报局。当时的列宁格勒克格勃分局第一局负责人谢尔盖·彼得罗夫上校回忆说，普京是另一个军官推荐给他的，那个军官让他看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当时他正好缺人手，便把刚从401学校回来的普京调到了第一局。
普京在第一局的工作得心应手，从401学校毕业后他的军衔是中尉，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便是年轻的少校了。当时只有少数一些能干的克格勃人员才能得到由国家安全局局长诺瑟列夫将军签发的掩护证明。普京就是其中之一。1980年，年轻的柳德米拉认识的便是在列宁格勒市刑侦部门工作的普京。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普京的“表现”出色，当时只有少校级别的官员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因此在晋升少校之前，普京中尉只能与大家同处一室。据说，办公室只有一部电话机，普京常常霸占电话机，处理一些工作以外的私事。如此霸道，居然没有被打小报告、穿小鞋，如果不是他人品足够好的话，那只能说明他的工作能力足够突出了。
1984年，普京少校被选派到红旗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对于克格勃人员的职业生涯而言，这一次学习意义重大。当时，一般克格勃人员被选派到红旗学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各地克格勃的领导人推荐给红旗学院，由红旗学院的干部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才能进入学院学习；另一种是莫斯科特定部门已经有意向的学员。这样的学员会被带到莫斯科，由一个在克格勃副主席领导下的干部委员会来对之进行考核。当然，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克格勃的高级干部。如果你是被考核人，也许会一不小心便碰上了坐在身边的毫不起眼的克格勃副主席或者某位高级将领，而你却毫不知情。第一种学员被称为“孤儿”，意思是他们无依无靠，还没有“监护人”。不过，到他们快毕业的时候，便会有莫斯科的人过来，“领养”这些尚没有主的学员。
两种学员都同样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查，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个人历史和能力的考查。干部部门需要对学员以前的工作进行审视，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学员参加情报部门的原因；个人能力方面最重要的是外语能力，其他还有心理素质、人际交往能力等。一套复杂的考查程序下来，红旗学院对于学员的方方面面已经是了如指掌了。根据对学员的了解，他们会为学员设计最佳的学习方案。
学院通常把学员分为一年制、两年制和三年制。作为专门培养高级情报工作人员的学校，学员的外语能力是学年制划分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不过，学员毕业后的工作方向对学制也有影响，比较难学的东亚语系一般要学习三年；西方国家的语言两年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外语基础的话，学制可以相应减短。
普京从小开始学习德语，在列宁格勒工作期间还上过德语培训班。因此他被分在了一年制班。他是少校，军阶较一般学员为高，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班长，负责协助教官管理班级。
进入学院之后，每个学员们都领到了一个假名，从此以后便只能跟自己的真名说再见了。假名也有讲究，一般假名的第一个字母必须与真名相同，而且假名必须简短，这样使用起来才方便。比如，普京少校的假名是“普拉托夫”。很多学员在刚开始的几天老犯错误，在射击完毕或者点名的时候总是大声地报告自己的真名，但又马上改口说：“不是，是某某某射击完毕。”这往往能引起一阵哄笑，不过在这方面普京作出了良好的表率，他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学院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森林深处，高墙大院，专业而严格的警卫24小时巡逻。附近小村庄的老百姓也会在采蘑菇或者迷路的时候偶然经过，但必然接受严格的盘查。学员们到来的过程非常神秘：曾经在那儿学习的霍洛多夫上校回忆说：“通过考查之后，有人通知我让我在某年某月某天按照某个号码跟一个军官联系，他会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在约定那天，我拨通了电话，那个军官说，某日某时我需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到某地，找到另外一个人。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他之外不可以对任何人说自己的姓名。我一一照做了。当我那天来到约定的地铁站，那儿已经聚集了一群年轻人，大家很少交谈，都谨慎地保持沉默。我们被带上一辆带窗帘的汽车，驶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车上，有人告诉我们，可以相互交谈，但不可以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而且也不能互相谈及自己的工作及经历。”可想而知，红旗学院的保密措施是多么严格。
来到红旗学院的学员必须继续学习与自己工作相关的外语，另外他们还要进行其他学习。如各国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历史概况，以及如何与人建立并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怎样摆脱别人的盯梢等。
他们经常被带往莫斯科外的小城市，针对特定科目进行专门训练。比如练习与人接头、甩掉身后的“尾巴”；或者练习驾驶技术：在开车的过程中必须随时关注道路两边的情况。例如，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教官会突然问你，刚刚过去的那辆车车牌号是多少，刚刚路过了几家咖啡馆等。当年的一个学员回忆说：“学院外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旁边是一条小沟。在驾驶中，教官好几次突然让我反方向行驶，结果都直接开进了小沟。”这样的经历，大家都有过，不过多次练习之后，他们已经能够顺利地突然改变方向了。
学员们还被带到空降师进行跳伞训练。不过总共就跳过一次伞，后来的普京总统对伞兵们说，他当时实在下不了跳伞的决心，于是教官给他找了一块松软的地方，他才鼓起勇气跳下去了。“所以我尊重你们的职业”，他说。学员们更多的是作高台练习。在刚收割完的玉米地里，临时搭起一座30米的高台。教官把他们带到台上，命令他们穿上模拟降落伞的宽带子，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跳。
为了训练心理素质，他们还需要躺在地上，让坦克车从自己身上驶过去。学员们必须小心地避开坦克车的履带，如此才能从坦克底下成功过关。其余的一些训练就是小意思了，譬如50千米越野跑，他们背上自己的冲锋枪和背包，傍晚出发，急行一夜，到达靶场，用自己的武器进行射击训练。
在学习和训练之外，他们的生活便显得轻松惬意多了。他们每周踢一次足球，甚至还去集体农庄帮当地的老乡摘苹果。普京这时候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整洁，一丝不苟，甚至有些腼腆、低调不张扬，学习和训练都完成得很好，甚至还是班上最优秀的学员之一，最好的枪手。毕业典礼的时候，别人都是随便着装，就他穿了一身正装，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同学回忆说，他平时穿衣很有品位，喜欢戴宽檐礼帽、手里拿一把手杖一样的长柄雨伞，很有欧洲人的味道，也很绅士，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
一年很快便过去了，“有主”的学员早已经确定好了工作方向，而“孤儿”们则等待着莫斯科来的“买主”，他们与学校的相关人员一起组成委员会，决定学员的去向。对这个普京并不着急，他的一个同学，后来的诺沃谢洛夫少将早已经计划好了，去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那儿有他原来的同事，愿意接受他过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