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轿车的问世，政治影响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当时全国人民并不知道造轿车的难度，不知道红旗轿车是怎样造出来的，所以普遍对红旗轿车寄予很高的期望，特别是CA72双排座红旗轿车在建国10周年亮相后，各方面的要求随之而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为部以上领导配车，外交部要求为礼宾司和驻外使领馆配车，国际贸易促进会要求首先满足他们出国展览的需要等。在平衡各方面的要求后，1960年，一机部给一汽下达了生产2000辆CA72红旗轿车的任务。以后又以密件形式通知一汽，根据薄一波副总理的指示，在建党40周年前要生产出300辆供节日期间接待外宾用。
一汽当时是利用生产解放牌卡车的阵地，小批量地试生产红旗轿车。现在需要如此大的批量，靠卡车阵地生产的零部件在质量和数量上均不能满足要求。一汽党委决定为红旗轿车生产开辟专门的阵地。从1961年到1964年，一汽花了3年多的时间将原来分散在卡车发动机、底盘、车身、附件等车间的1268种零部件和机电分厂生产的液压变速箱全部集中到轿车车间，相应的生产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全部集中到轿车车间。此时的轿车车间已经能够利用其他车间提供的铸锻件，独立地生产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和车架等轿车的主要总成，一汽初步具备试制和小批量生产红旗轿车的能力。
1964年6月，一汽将轿车车间正式命名为轿车分厂。1973年，为了适应需求增加，提高产品质量，一机部下令一汽扩建轿车厂，要保证年产300辆的能力。1973年，轿车厂扩建工程开始动工，1975年9月，扩建工程完工，一汽红旗轿车的生产能力基本达到年产300辆。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负责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车队装备的主要是苏联产的吉斯和吉姆高级轿车。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民族感情上，用国产轿车取代苏联轿车已是大势所趋。1962年6月，周总理来一汽视察工作时乘坐了改进后的CA72红旗轿车，他对造型美观、舒适大方的红旗很满意。1962年12月，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周恩来突然想到了自己在一汽乘坐过的红旗轿车，他认为，这是在外国友人面前展示国产轿车的很好机会，于是立即要求一汽将他视察时曾乘坐过的那辆红旗轿车送到北京来接待锡兰总理。将红旗作为接待外国元首的专车，这对红旗对一汽都是崇高的荣誉。一汽立即将那辆红旗车仔细保养、装饰一新后送到了北京中南海。细心的周恩来仔细查看并再次乘坐了这辆红旗，并与自己乘坐的吉斯115对比，他说：“红旗车就是敞亮吗！明天就用这辆车接锡兰总理。”
1962年12月31日，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先是乘坐这辆红旗车从机场到市内，然后又换乘红旗检阅车接受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红旗轿车第一次承担接待外宾的礼仪活动。
通过这次接待工作，有关部门提出，国宾接待车队换装红旗，10月1日建国15周年时，正式承担外宾接送任务。一汽也将40辆崭新的红旗送到了北京。但也有人对红旗的性能和质量心存疑虑，于是，中央有关部门决定，通过道路对比试验择优而定。1964年9月下旬的一个清晨，40辆崭新的红旗CA72型双排座轿车和40辆苏联吉斯、吉姆轿车分成两队，由首都汽车公司国宾车队司机驾驶，从首都机场出发，经天安门驶向钓鱼台国宾馆。按试验要求，从机场至建国门路段以正常速度行驶，天安门至钓鱼台路段限速5～10公里/时。结果，40辆红旗全部顺利驶抵终点，一辆吉斯因水箱问题抛了锚。
从此，红旗被国家正式指定为国宾车队的礼宾车，代表国家形象参与重大国事和礼仪活动。
20世纪60～70年代，红旗轿车曾出口缅甸、朝鲜、东欧等国家，并被作为国礼赠送给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等外国元首。据说当时外国政要访华所期盼的最高礼遇有三项：“见毛泽东、住钓鱼台、坐红旗车。”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印尼总统苏加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英国首相希思、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等来华访问，乘坐的都是红旗轿车。德国总理科尔身材高大，访华前，他特意点名一定要乘坐中国的红旗轿车，走下飞机舷梯，科尔如愿以偿地乘坐上了CA772防弹型红旗轿车，尽管他身材高大，但他仍觉得非常满意。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方提出，按美国惯例，总统出访要乘坐由专机运送的总统保险专车。周恩来坚决地表示，“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人数多达500人，到达首都机场时，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把自己的“6号”红旗车给尼克松使用，尼克松夫人乘另外一辆CA772。访问结束后，尼克松对中国的红旗轿车连声称赞。
在某种意义上，红旗轿车成了中国进步发展的政治标识。
使用多了，意见也逐渐出来，除了要求提高质量以外，主要是嫌CA72红旗小了，特别是作为国家的外宾接待车，有时需要翻译和警卫同时乘车，两排座的红旗便无法满足需要，舒适性也较差。根据各方意见，一汽决定重新设计新型的三排座红旗轿车。主要是拉长车身，在前后排中间增设一个中间墙，并装有自动升降隔音玻璃。中间座为活动座椅，后排座可以自动前移，靠背放下可以半卧休息。增加了一排座位，也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发动机提高到150千瓦（210马力），最高车速达到185公里，采用液压变速箱，气液双制动系统。新车定名为CA770红旗高级轿车。
1965年9月12日，第一辆CA770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问世，1964年9月19日，新车送进中南海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立即安排人试车，并找来毛泽东、周恩来的专车司机评车。试驾后，他们都对新的三排座红旗赞不绝口。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乘坐了CA770后说：“这个世界上还有皇帝、总统，我们还要和他们打交道，用这个车接送他们就够规格了。”
1966年，一汽首批生产的20辆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进京，正式给中央领导换车。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李先念等领导都换上了新的三排座红旗。他们对新车很满意，认为乘坐自己生产的轿车与外国的领导人在一起，特别长志气。
由于红旗全靠手工生产，产量太低，供不应求，所以，当时配车的标准是“四副一高”即：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最高法院院长以上人员。以后车出多了，又扩大到了国家各部委的正职和各省（市）领导，以及驻外使馆等。
CA770投入生产后，使用单位反映车身过重、发动机油耗较大等缺点，一汽开始考虑改进CA770。此时已是“文革”时期，一汽轿车分厂的设计科被撤销，全部设计人员下放到车间劳动。总装车间的部分工人自行将CA770的产品结构进行改变，取消了中隔墙，减小前悬以及后行李箱的尺寸，车轮箍改用小型装饰面罩，经过改进后的红旗车身全长比CA770减少400毫米，车的整体重量减轻，油耗也相对减少，这型车被命名为红旗CA773。
1968年12月，红旗CA773诞生，1969年开始投入批量生产。由于CA773比CA770要稍短一点，于是人们将CA770称为“大红旗”，CA773称为“小红旗”。从1969年到1976年，CA773累计生产291辆。
在换乘红旗以前，中央领导的坐车全部都是购自苏联的吉斯110和吉斯115（防弹）高级轿车。吉斯110和吉斯115也是脱胎于美国。1936年，斯大林汽车厂以美国豪华轿车帕克德（Packard）为蓝本，仿制出供政府公务专用的8缸高级轿车吉斯101。按照斯大林的命令，首批吉斯101配备给了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和苏军5位元帅乘用。1945年6月底，斯大林汽车厂在吉斯101基础上改进生产出吉斯110型豪华轿车。吉斯110装有8缸6L发动机，车速每小时135公里。斯大林对吉斯110的性能很满意，下令将该车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专用座车。以后，中国领导的坐车也全部采用苏联生产的吉斯110。鉴于中国自己已经能够生产三排座的红旗高级轿车以及中苏关系的现状，彭真决定，用新生产的红旗三排座桥车逐步取代苏联的吉斯车。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等少部分中央主要领导乘坐的吉斯115是防弹车。
吉斯115是斯大林汽车厂在吉斯110基础上制造的防弹车，吉斯115整个车身安装了8毫米厚的装甲和7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身底部也安装了厚厚的防弹装甲，能经受步兵地雷的爆炸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能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整个轿车自重达到7.5吨堪称轻型装甲车。
1949年，这款车刚刚研制成功，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将刚刚生产出的吉斯115送给毛泽东。从此，这辆吉斯115就一直伴随着毛泽东出行。1951年，苏联政府又将5辆吉斯115防弹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领导人使用。红旗轿车取代吉斯以后，中央警卫局提出，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没有防弹型，领导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为此，中央警卫局给彭真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制造一批防弹的红旗高级轿车给首长使用。1966年1月5日，彭真批示“拟同意”，第二天，邓小平和周恩来都圈阅同意。由此又推动一汽研制新的红旗防弹高级轿车。
红旗防弹轿车编号为CA772，由于新车事关中央主要领导的安全，中央高度重视，专门成立“CA772领导小组”，组长为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毛维忠，副组长为一机部副部长郭力，后改为周子健。领导小组成员有：一机部、五机部、化工部、建材部、一汽，一汽轿车厂副厂长李中康担任CA772总设计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使命，整个研制工作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封闭进行的，领导小组并从全国抽调了一批防弹装甲专家组织攻关。为保证秘密不泄露，参加试制的人员一律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试制过程中，连零件加工的铁屑都要及时回收处理。
CA772整体造型与CA770相同。整车重4930公斤，装配250马力发动机，后觉得动力不足，又改装V8发动机，马力增加至300匹，最高时速130公里，防弹装甲4～6毫米，防弹玻璃厚65毫米，采用可以自动补漏的轮胎，轮胎被子弹击穿后可继续行使100公里。该车被誉为世界上保险系数最高的轿车。
1969年4月10日，第一辆红旗CA772研制成功送往中南海。该车首先交由林彪试用。以后又制造出了几辆CA772，林彪又换了一辆“4号”CA772。1972年“9·13”事件中，林彪由北戴河驻地到山海关机场乘坐的就是这辆“4号”CA772。在与警卫部队的交火中，枪弹仅在车窗玻璃上留下了浅浅的弹痕，足见其防弹功效。以后“4号”车改为“0号”车，交给时任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使用，“四人帮”垮台后，这个“4号”车就没有人坐了，最后被送给西安市政府做外事接待用车。
周恩来配备的是5号车，1972年又换了改进型的6号车，1972年，毛泽东的专车才由吉斯115换成了红旗CA772，车号为7号。由于他年纪大，腿脚不方便，为方便他上下车，又给他的车特别装备了电控升降的脚踏台阶，毛泽东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中最后坐上红旗轿车的。从当年提出：“什么时候能座上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到在中央领导中最后一位坐上中国自己生产的最高级的轿车，这个过程给人太多感慨。
从1969年到1983年，一汽共生产了12辆CA772三排座特种保险车，这12辆车成为红旗轿车系列中最辉煌的一个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