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啊？”前来应门的女人非常矮小，大概六十多岁，看上去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她穿着粉红色的长袖印花衬衫，粗花呢裙子，长筒袜和平跟船鞋。满头未经染色的灰发，妆容也很淡。她一边开门，一边用抹布擦着手，脸上流露出询问的表情。
“嗨，我是金西·米尔虹，您是不是肖恩太太？”
“我是多萝西的妹妹路易丝·门德尔伯格。肖恩先生几天前刚刚过世。”
“我已经听说了，非常抱歉这个时候来打扰你们。前段时间他在为劳尼·金曼律师调查一桩案子，现在金曼律师请我接手，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
“家里死了人，哪有什么好时候。”她尖刻地回答。看来，这个女人并没把死亡看得很重。在家人去世之后，这种人宁愿洗盘子、收拾卧室，也不愿花上一点工夫为葬礼挑选赞美诗歌。
“很抱歉我不得不在这种时刻打扰你们。我对莫利先生的死感到非常难过。他是个好人，我非常尊敬他。”
她摇了摇头。“莫利和多萝西是大萧条时期①在大学校园里相识的，从那时开始我就认识莫利了。我和多萝西都很尊敬他，但他其实是个笨蛋，不光抽烟喝酒，而且不知道控制体重。年轻时你再怎么胡闹都没事，到了这个年纪却还这样，这怎么行？我们一次次地警告他，但他听进去了吗？当然没有。你真应该看看星期天他的脸色，真是太可怕了。医生认为是流感造成心脏病恶化，进而引起电解质失衡之类的症状。”她又摇了摇头，突然沉默下来。
①指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经历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你姐姐还好吗？”
“说实话，她现在的状况不怎么样。这也就是他们把我从弗雷斯诺叫来的原因，她已经病了几个月了，我这次来原本是为了减轻一点莫利的负担。”
“我不知道她生病了。”
“哦，她的病确实挺麻烦的，今年六月她被确诊患上了胃癌。从那以后，她就开始不断接受各种外科手术和化疗。她最后瘦得只剩点骨头了，什么东西都吃不下。莫利打电话让我来时是这么说的，没想到他却先走了。”
“你们会为莫利做尸检吗？”
“我不知道多萝西是怎么打算的。莫利一周前刚去看过医生。多萝西希望他从现在起开始节食，他嘴上答应了。我想在这个情况下应该用不着做尸检吧，你知道那些医生们会怎么干，他们只会用刀把死者的身体弄个七零八落。一想到这个，我就为多萝西感到难过。”
我连忙说了些同情的话。
她突然朝我做了个请进的手势。“说得够多了，我想你是希望看一下他的书房吧。跟我进来，我这就带你去。书房里的东西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工作结束后，你自己离开就可以了。”
“谢谢，我会把拿走的文件列个清单给你。”
她朝我摆了摆手。“用不着开什么清单。我们已经认识金曼好多年了。”
我走进门，跟着她走过一段短短的走廊。屋里看不出一丝圣诞气氛。肖恩太太的病情以及莫利的突然离去使她们不用再考虑准备圣诞节的事了，她们一定为此产生了某种解脱感吧。屋里弥漫着一股鸡汤的味道。“莫利在科盖特有自己的办公室吗？”我问。
“他有办公室，但自从多萝西生病以后，他大多在家里办公。我想最近这段时间他不过是每天早晨过去拿拿信而已。你想到那儿去看看吗？”说着她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这里原来应该是个卧室，后来搬进来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被莫利改建成办公室了。屋里的壁纸和地毯都是灰褐色的，和我想象得一样简陋。
“我确实想过去一趟。如果在这里找不到我要的文件，可能意味着他把它们带到办公室里去了。有什么方法能让我拿到那里的钥匙吗？”
“我不知道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多萝西。天哪，”看到屋里的情况以后她不由自主地骂了一句，“显然他不想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屋子里阴森森的，从里面杂乱无章的程度就能看出这人做事一定也不会有什么条理。如果他能预知自己会突然死去的话，会不会先把桌子整理好呢？我想大概不会。“我会把我需要的内容复印下来，然后尽快把这些文件还回来。明天早晨家里有人吗？”
“明天是星期几，该是星期三了吧？估计明天早晨我会在这儿。如果没人的话，你就绕到后门，把文件放在阳台的干衣机上。我们经常会把后门开着，方便清洁工和家庭护士出入。我这就帮你去找莫利办公室的钥匙，多萝西可能知道钥匙在哪儿。”
“谢谢你。”
在等待路易丝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粗粗地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希望能摸清莫利摆放文件的规律。他一定希望自己能随时掌握案件的进度，因为大部分文件袋上标注有“已解决”、“待处理”或“进行中”这样的标签。另有两袋文件标注着“需马上解决”，一袋标注着“急件”。我还发现了一个贴着“备忘录”标签的风琴包。这些文件看上去已经在这个房间里放了很长时间了，彼此间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和这个房间一样杂乱无章。
路易丝从大厅走回书房，手里拿了把钥匙。“你最好把这串钥匙都拿去，”她说，“上帝才知道哪一把能对得上。”
“你们用不着这些钥匙吗？”
“我想应该没什么用处，如果方便的话，明天你可以把钥匙和那些文件一起还回来。对了，我帮你拿了个购物袋过来，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
“葬礼是在什么时候？”
“周五早晨在科盖特镇上的温宁顿公墓举行。我不知道多萝西能不能应付得了。我们特意把葬礼拖到那天是因为莫利的弟弟要从韩国赶来见他最后一面。他弟弟是凯西兵营①工程团的项目监理。周四傍晚他才能赶回圣特雷萨。我们把葬礼的时间定在了上午十点，我想弗兰克的时差一定倒不过来，但葬礼实在不能再拖了。”
①凯西兵营，美军驻韩国的兵营之一，座落在韩国首都首尔北八十公里的东仓村。凯西兵营的名字源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一次飞机事故中死亡的休伊·B-凯西少校。
“我会去的。”我说。
“那再好不过了，”她说，“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你拿完资料后就自己走吧。我还得给多萝西打针呢。”
我再次向她道谢，但她已经转身忙着去干活儿了。走到门口时，她回头对我友善地笑了一笑，然后帮我把门带上了。
在接下去的三十分钟里，我翻遍了房里看似与伊莎贝拉谋杀案和之后的民事审判相关的文件。如果劳尼知道莫利处理他的案子有多随便，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一项调查工作的好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取决于文书工作的质量。没有严谨细致的文档资料做后盾，你会发现自己像傻瓜一样站在证人席上。调查员没有做好文档工作是对方律师最乐意碰到的事了。
我把需要的资料一件件放在购物袋里——除了文件之外，还包括他的工作日历和约会记录。我翻遍了书桌抽屉和文件收发盒以确定家具后面没有散落的文件，然后拿上了所有需要的文件，把路易丝给我的那串钥匙放进背包，便离开了书房。大厅的另一头传来一阵嗡嗡的说话声，路易丝和多萝西显然正在商量着什么。
我沿着通道走向前门，半途路过客厅。在没有得到主人允许的情况下，我偷偷绕到莫利的安乐椅边。椅子上的皮革早已开裂，靠垫上的印记与他那庞大的身躯吻合。茶几上有个已经清理干净的烟灰缸，还有一摊估计是威士忌酒杯留下的水印。趁着没人，我检查了茶几的抽屉和皮革上的开口处，正如我所料，什么都没有发现。不过这至少让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