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夜，象鼻崖岩洞，男人和女人。
“你去过新疆的克拉玛依吗？鬼斧神工的魔鬼城，死而复生的艾里克湖，茫茫的戈壁，斑斓的峡谷，壮美的独山子，那是个像梦一样美丽的地方……我就出生在这个梦境里。我家在克拉玛依的白碱滩区，门前有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银杏树。每到秋天的时候，树上就结满了银杏，就像挂满金灿灿的星星。这时爸爸会找出收藏了一年的白腊杆子，‘哗’地一杆打在树枝上，院子里便下起一场金色的雨，不一会儿，地面就铺上了一层橙黄的地毡……我妈妈是维族人，爸爸是汉族人，但遗传给我的维族人的相貌特征已不明显了。爸爸妈妈都是老师，他们很好客，我也有一群很要好的同学，阿提力、阿孜古丽、铁木尔，我家总是人来人往的很热闹。那一年，我在乌鲁木齐师范大学英语系读书，爸爸妈妈都期待我毕业后回去接他们的班，那时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忧愁……
“1994年12月8号，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真希望日历上能永远抹去这一天，它却深深铭刻在我的生命里……那天下午，在友谊馆的舞台上，几块被烤燃的纱幕引发了一场火灾，这场大火带走了二百八十八名学生和三十七名老师……当时我在同学家下棋，突然看到窗外不断有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过，有人在大喊着：友谊馆出事了！我脑子一炸，拔腿就往友谊馆跑。它的周围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拼命挤，终于挤到了最里边，可只是看了一眼就晕了过去。我看到友谊馆大门黑烟缭绕，像炼炉一般灼热，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人，大门旁边像小山一样堆着黑炭般的尸体……
“人们告诉我，我妈妈背着一个学生逃了出来，在通知完附近人们赶快救火后又端着水盆跑进了火场，这次她再也没有出来，在发现她的时候，她的头和背都被烧焦了，但她的臂肘下还护着两个孩子，有个孩子还有微弱的心跳……我的爸爸人高脚长，本来完全可以逃出来，可是他用身体顶住了落下的滚烫的梁柱，直到死的时候，他还是保持着双手举着的姿势……那个夜晚，克拉玛依血流成河，泪流成海……大火过后，干燥了一个冬天的克拉玛依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出殡那天，几百辆灵车驶出坟场，车队排了有二十多公里。绒被似的积雪被车队辗出长长的黑迹，那是辗在活着的人心上的痕迹……
“多少年了，我还会半夜从噩梦中惊醒，因为想家，心会钻心地疼痛。可是我不敢回家，我不敢去爸爸妈妈长眠的小西湖墓地。克拉玛依在我心里的颜色，从银杏的金黄、草原的翠绿、山岩的赭红，变成了火焰的艳红、死亡的黑灰和冰雪的惨白……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老天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失去了父母，我没有办法读完我的大学，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灵的障碍。我整夜整夜地哭，直到把眼睛哭成了泪眼……很长时间里，我都是浑浑噩噩的，整个人非常麻痹，我不想说话不想做事更不想活着……还好我有几个特别要好的同学，他们怕我出事，轮流守护着我，后来又非要安排我去北京散心，我去了，而且成了一名北漂。”
回忆这样撕心裂肺的往事，江澜的语调仍是平静的，只是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景川却随着她的讲述惊心动魄。 “我借住在北影的宿舍，有一天同学拉着我陪她去参加一个剧组的选拔，结果她没考上，导演居然看中了在一旁等候的我，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了影视圈。虽然最初只是跑跑龙套，也算是有了事情可以做。
“有一天，我在西单逛街，红十字会的造血干细胞库在街头组织人们捐骨髓，我去采血车上捐了400CC血。在那里，我遇上了一个捐血的年轻人。他高高瘦瘦的，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他很害羞，护士给他捋衣服他都脸红，也许是我们俩都很安静的缘故，他主动和我说话了，第一句话居然问我抽了这么多血会不会死。我笑他，怕死干吗还来献血啊！他窘得说不出话来。临走时他支吾了很久找我要电话，我看他的样子不像坏人，就给他留了联系方式。后来这个人跟我说了实话，那天他在街上一直跟踪我，是为了认识我才上车捐血的。他就是高三虎。他是广东揭西人，当时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
“在那个布满风沙的都市，我租住在一间很简陋的地下室里。你知道北京的地下室吗？冬暖夏凉，但也阴暗潮湿，有时下大雨，地面淤积的雨水就会高过水泥砌成的挡雨坡。地下室里住的都是些边缘的、底层的北漂，我的房间左边住了一个弹棉花的，右边住了一个弹吉他的，我的演艺生活就在嗡嗡的弹棉花和清脆的吉他伴奏中开始的。那时我接戏有一搭没一搭的，生活没有一点儿保障，但自从有了三虎的关爱，我忘记了伤痛，重新活了过来……三虎对我真的很好，他心疼我拍戏辛苦，去注册了三虎公司，做些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你不能想象他那么害羞的人居然能为我去经商。他说是我给了他勇气和信心，他要给我一个温暖的家，赚很多很多钱给我，让我将来做个全职太太。我第一次感到被人重视的快乐，我觉得自己又有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