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究竟是一场血斗，还是一场自然开展?我们此刻，确实无法准确回答或决定。但歌德的人生，总幻想有一大仇敌在和他决斗。他过度的悲喜，使得他的人生的潜在能力，发展到顶点。至于莎士比亚呢，他虽然没有勇力对人生猛攻，但却能深探出生活的种种限度，使人能清澈地了解自己。在这一点，如果细细比较两人的性格与人格，可见歌德所自愿的内心生活，并非属于反省，而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估量和可能的选择；而莎士比亚才可算是真能清澈地了解自己的生活。
以上是歌德与莎士比亚人格之不同，实际也是英德两个民族性之不同的反映。现在，许多英国人夸耀说他们的莎士比亚，是代表“人类”的作家，德国人也夸说歌德的浮士德，是代表近代人类向无限追求的表现。其实，都是他们拿自己对“人”的概念，概括一切人类。他们忘掉了“人”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内容，全凭我们的看法如何。每一看法，后面都隐伏着我们各自的气质(Temperament)问题。人，从外部看来，当然不外是一个两手两足的动物，要吃饭、穿衣、结婚，好像简单至极；但从人的性质上、联系到社会关系看来，却复杂至极。对人，我们可以从实然方面看，也可从潜能性方面看，但我们全世界各民族所欣赏的人性或人格，恐怕不只是这两种、或甚至只有一种。再说，我们中国人看到的人性，便不会是德国人好斗性的人性，也不会是英国人所谓的平近的人性，很可能就是在儒、释、道家精神下所看到的人性。这些都不是可以强求共同的。我们说浮士德精神，乃代表近代人精神，这不期然已把德国人的人性概念作为我们的人性概念，我们说莎士比亚作品的人物代表人性，我们亦自然地把英国人的人性概念，作为一般人的人性概念了。
② 英国人民是崇尚自然的，中国人民，自始也是崇尚自然的：我们的诗人、思想家，也多少有些自然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情调与境界，与英国人或莎士比亚也并不相同。不可不辨。英国人看自然，是从窗口望出去的，所谓以小观大。窗口像一个镜头，摄入镜头的，是一幅图画。我们站在房内，常常是等待天色的变化，来看自然的推移发展：忽而云霭满天，轻烟流散，忽而山雨欲来风满楼，又忽而暴风雨过后，天朗气清，凉气逼人。人在自然内虽然相应发展变化，但总觉人与自然，同为经风雨而奋斗出来，虽然不一定像歌德的浮士德或宇宙精神，时时同恶魔撕杀苦斗，但人生毕竟是在惊涛万状之中，如果要有莎士比亚式的平静、宁静，那也必在经验加多或苦斗之后。莎士比亚的平近与冷静，也是在实际生活中经锻炼而成的。至于中国人看自然，态度有异。我们可谓是在喜马拉雅山或飞机上看自然，没有风云遮隔的时候，我们对自然全部，可一览无遗。假定暴风雨来临，我们可再上一重山或将飞机向上升高，又可依然在风雨云层之外，如此见到的自然，不是一幕一幕地出现，而是一整个的自然，内中有风雨晴阴，但都是平衡的，调和的，我们从这种情景得到的情感，是一种超出争斗所表现的随自然起伏的情感：我们在自然中，不是与之对立，而是与之同活动、同起伏。即使遇到逆势、也不足为病。我们顺其所趋，便可怡然自得了。这点，可拿陶渊明之类的人格与情调来看，就可明白：陶渊明心中的自然，始终是令人兴起恬适之感，他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使他随地皆可自适。莎士比亚每当处理人欲，总还是“颇具匠心”，还不能一回头，真的人生，就在眼前。人生，好似有很多不听指挥的情欲，急待处理。但是中国人看自然，总是“纵身大化中，不忧亦不惧”。“任运而化”，“冲淡玄远”，心中并不发生情与欲的问题。后来，宋儒受佛教的影响，提出天理人欲之争的问题，这只在官方的儒学中发生了很大影响，但在人民中影响不大。人民还是歌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诗经)，不过，后来有人说，中国人表面是儒家的礼法，内心实际是道家的自然。这却把中国人民的真面目，表示出来了。所以重自然的陶渊明、杜甫、陆游的诗，一直在民间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总之，在中国人看来，人既然还原到自然境界，他就应该与自然一样，毫无缺点，甚么苦痛、过错，都不和“人”发生本质上的关系。如果说莎士比亚所见的自然、人格上、作品上所表现的自然，与中国人所见的自然，有所区别，那就是上述的差异。但二者均有其特色与贡献，切不可抑此扬彼。为了清楚明白，我们可将代表英国人的莎士比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代表中国人的“人与自然”关系画为二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