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健康状况还不错。我们在平成十年又去了海水浴场。据松井医生说，妻子的癌细胞成长速度非常缓慢，我们甚至设想：如果一切像这样顺利的话，妻子或许可以在与癌症共存的前提下，长久存活下来。我曾经读到过、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癌细胞终究是身体的一部分，与其勉强压制它，倒不如适当地安抚它，既要允许它的存在，同时又不让它继续增长。通过这样的方式与它和平共存，才是适当的做法。（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是国家与强大的反体制势力之间的关系—各位觉得呢？）
虽然身体上小毛病不断，但妻子的病情基本上还算稳定。第二年，也就是平成十一年的五月，我们两人到英国玩了几天。虽然我们的主要出发点是：趁还能旅行的时候，赶快到海外好好走一遭，但不可否认，当时的我私下里觉得：既然都能够去海外旅行了，那妻子的病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吧……
可是就在同年七月，妻子却不得不接受一场小小的切除手术。到了八月下旬，她开始出现肠阻塞的症状，必须再进行一场大手术。手术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她连水都不能喝，在医院一直住到九月下旬。
尽管妻子好不容易才撑过手术的难关，不过她的精神看上去却相当不错。有一次，我靠在她的枕边对她说：
“我买束花放在床头吧？”
妻子在迷迷糊糊之中听了我的话后回答说：
“比起花，我倒是更想要水。”
她的回答，让大家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是在9月22日出院的。之后，虽说她的身体还是隔三岔五地出毛病，需要经常往返于医院，但总算是回归了平常的生活。
可是，我却永远忘不了那场手术之后，松井医生给我看的那些从妻子体内切除的大量小肠。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我也渐渐下定了决心：
我要将至今写下的所有短篇故事，全部集结成书。
我知道，不会有人想帮我出版的。
所以我要自费出版。
我的积蓄不多，但只要能完成这件事，就算把钱全用光也无所谓。反正，办法以后总是会有的。
我要把这本书，送给所有一直关心着我们的人。
我在高中时代曾加入学校俳句社（译注：俳句是一种有特定格式的日本古典短诗，由17个日文字母组成），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学长叫做田中芳夫。他和自己的兄弟姊妹们一起经营着一家印刷公司名叫“真生印刷”。高一那年我第一次造访他们公司，当时那还是一间只有7个人的印刷厂，但现在，它已经坐拥总公司大楼，是一家威风八面的大企业了，而田中芳夫先生也成了厂长，偶尔会承接一些俳句杂志等书籍的出版业务。
就这么决定了，去拜托真生印刷试试看吧！其实市面上有许多代理出版的公司，通过他们，我不需要花太多工夫也能出书，而我之所以特地拜托专门做印刷的公司，是觉得当他们知道我们的状况后，应该会通融我那些无理取闹的要求吧！
我希望在一本书中放入100篇故事，不管是迄今为止曾收录在《每日一故事》等书当中的，还是在别的媒体上发表过的，全都放到里面，同时标记清楚作品编号与完成年月日。
这些作品是从妻子手术后一个月开始写的，所以写下故事与集结成书的时间当然会存在一段差距。为此，在出书之际，我又另外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有关妻子和我的最近状况，并做成夹报附在书中，就像是作家全集当中所附的月报一样。这份“月报”有我对书中收录作品所做的评论，还有我的散文、我女儿的文章，以及过去我以好玩的心情画下的笨拙插图（也许应该称为漫画），这些内容应该会很吸引读者吧！
整个系列会出几本呢？如果不考虑经济问题，就我个人的希望而言，当然是越多越好。
至于整个系列的书名，则采用《日课?一日三张以上》，这是我将写好的原稿整理在一起时所拟定的标题。
妻子赞成我的决定。
从我开始拟订计划，和真生印刷交换想法，直到进入具体操作为止，还是花了许多时间。
平成十二年的四月末，我交出第一册的原稿，校正完以后，六月份，我将夹报（名称定为“卓通信”）用的原稿交给印刷厂。直到平成十二年的8月8日，这套书的第一集才终于完成了。
得知消息后，《每日新闻》的记者登门采访。我和妻子手上拿着第一集，接受了他的访问。记者对我们的情况，以及特别花心思自费出版这本书似乎很感兴趣，还把我们的照片大大地刊登在晚报上。妻子在惊讶之余，似乎也相当开心。更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读过那篇报道后，表示想要阅读那本书的读者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我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只好增加印量，并请读者们以并不便宜的成本价购买。这件事令我非常感动。我打心里觉得自费出版这件事真是做对了。
不过，这世上的病患与病患家属明明如恒河沙数般，数也数不尽，我却因为这件事而被万众瞩目，这样真的好吗？坦白说，我感到十分愧疚。
言归正传，妻子的健康状况虽然时好时坏，但整体情况却渐渐地走向下坡路。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为“机器人嘉年华关西2001”做企划案的工作找上门来，问我愿不愿意去帮忙。这是一个为展示各式最新型机器人而举办的活动，整件事从企划到实施，需要长达一年的过程，所以我十分犹豫。但是，俳人（译注：俳人即创作俳句之人）木割大雄先生—就是那位邀我加入的人—这样说道：
“放心，阿眉！你只要继续努力下去，你老婆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去找妻子商量，妻子鼓励我说：“你就去做吧！”当时我有很长时间没有从事新工作，总是待在家中。她应该是希望我能够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把崭新的信息带回家吧！
于是，我决定接下这项企划案。
做了以后才知道：虽然我从心底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帮到什么忙，但这件事确实耗费了我很多时间。
不只如此，写《日课·一日三张以上》的夹报原稿的任务比我想象得更加沉重，同时我还得去大学教书。那段以写短篇小说为首要任务的日子，我过得相当辛苦。尽管如此，我心里却有种全力以赴的充实感，它成了我最有力的支柱。
平成十三年—时间终于来到2001年了。
在此之前，有句话我一直忍在心里，不敢说出口：“妻子可能无法迎接21世纪”。到这时候，我才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说到“说不出口”，还有件事要提：有段时间大阪铁道医院要改建，旧医院要搬到离原址不远的地方。我们一家曾经很有默契地避免提到新医院的事。不过到了2000年年末医院完成搬迁，而我们也开始往返新医院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三月，妻子短期入院，并在一周后出院。
七月末，“机器人嘉年华关西2001”终于结束了。
同一时间，我的故事写到了第1477篇，而《日课?一日三张以上》也出到了第九集。九月，就在我们结婚42周年纪念日那天，文章数超过了1500篇，《日课?一日三张以上》第十集也出版了。（后来，正当我考虑要不要暂停《日课?一日三张以上》的出版时，妻子的病情开始恶化，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我便无暇顾及出书的事情。于是这一系列就在第十集画上了休止符。）
我在日本笔会的同事高桥千觎破先生，提议开一场“眉村卓?悦子夫妇鼓励会”。笔会的诸多有心人与当时在东京的我的女儿，也一起加入了筹备工作当中。妻子说：“就算快死了，我也一定要去。”
鼓励会举办的那天是2001年9月18日，地点在东京会馆。当时有许多人士莅临会场，连松井医生也赏脸光临，还有很多妻子许久不见的旧相识也赶了过来。那真是一场非常盛大的宴会！我想对于妻子而言，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了。
然而在那之后，妻子的病情便不断恶化。她接连出现了三次休克症状，甚至连抗癌药物都无法继续再用了。也许那场宴会对妻子而言，算是完成了某种心愿，所以她才会……不，就算不办，事情照样会朝同一个方向发展，所以，我宁愿庆幸我们举办了那场宴会。
那年年末，妻子的健康状况愈趋恶化，疼痛侵袭的次数与强度也逐渐增加。即便如此，在2002年—也就是平成十四年的1月2日，我们还是和女儿一起，勉强完成了多年以来的惯例—到住吉大社进行新年参拜。谁都看得出来，妻子的状况越来越差了。
三月，松井医生趁妻子不在的时候告诉我说，妻子的大限就要到了，要我做好心理准备。从四月上旬开始，妻子无法再自由走动了。4月15日，她最后一次住进医院，由我和女儿轮班照料。她接近临终的那几天，我们两个都干脆住在医院里。妻子刚入院时，病情似乎稍有起色，但没过多久又恶化了。在止痛药的作用下，妻子沉睡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在5月27日午夜刚过之际—也就是28日的凌晨，进入了永远的安眠。
那年她67岁。从第一次住院、动手术的那一天开始算起的话，只差15天就满5年了。
我带着妻子的遗体回到家中，并写下了名为《最后一篇》的故事。这是第1778篇故事—同时，也是最后的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