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突出奇招
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期两天。当我在艾森豪威尔大楼会议厅耐心等待记者会的召开，双方的对话已进入尾声，中美部长们正陆续从会场赶来。
先期抵达的部长们开始在会议厅落座。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的朱光耀就坐在我旁边，并和我打招呼：“你好，我今天不坐部长席了，跟记者朋友坐一起。” 在整个经济对话层面，朱光耀担任事实上的新闻发言人，因此我们都比较熟悉。
“朱部长，对这次对话，您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大成果？”我问他。作为对话高官，他的亲身感受自然更有说服力。
爽快的朱光耀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让一名女助手拿来一份中文成果清单。他指着其中的一段对我说：“你可以注意这一段，这才是这次会谈的最有意义成果。”
我拿过他递过来的中文成果清单，他手所指向的，是一段只有27个汉字的句子：“（美国将）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我立刻明白，这种说法，事实上就是美国在美元政策上对中国的承诺！如果要说有什么重大意义的话，这可是在最近几年中美货币政策的博弈中美方首次向中方做出妥协和承诺。
中方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关注，牵涉到中国在美大量资产的安全性。按照美国政府当时公布的数据，美国2009财年赤字将越过１万亿美元大关，巨额财赤，加上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累积的是通胀上行、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日后希腊债务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当时公开的数据，中国外汇储备中至少有2万亿美元储备，其中美国国债超过了8000亿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贬值，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在美资产价值的大幅下降，甚至血本无归。
因此，中国在美资产安全问题，是国内各界关注的问题，自然也是对话的一个焦点话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调侃说：“就像银行家去拜访一个过度借贷的客户一样，中国经济高层反复对美国人强调，美国控制债务的重要性。”
这从当时中方代表团组成也可看出。在宏观经济、外交等领域，中方官员多是副部长，以至于一名中方部长对我感叹，这次中方来得官员级别低了点。当然，美方是东道主，各个部长与会都比较方便。但在金融领域，中方参加对话的基本都是正职，比如有财政部长谢旭人、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等。
对话也由此变得极具针对性。2009年7月28日上午，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经济对话上，和盖特纳一同主持对话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开门见山，他在发言中就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
他一度提高声调说：“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当处理和平衡好美元发行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的关系。”
或许是看到此前发言的盖特纳已将发言稿散发给后排的记者，或许是感觉到他刚才发言的重要性和分量。作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王岐山在发言后，冲着我们记者的方位又提高声音公开叮嘱：“这份讲稿可以提供给记者”。
我一愣，在公开场合，叮嘱向记者提供讲稿，其实就等同于说明原先的计划并没有这样的安排，这意味着是中方采取的新的行动，其中必有针对性。
很快，我即从外交部官员手中，拿到了王岐山的讲稿的全文。不过千字的讲话，可以说向美方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比如，王岐山指出，在当前困难时期，中美双方更应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共同保持两国贸易投资发展势头。中方会努力扩大从美国进口，也希望美方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
王岐山接着说：中美双方应积极推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希望美方平等对待中国在美投资企业，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中方还认为美国应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王岐山还倡议，中美双方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前提下，不出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
中美开始短兵相接，中方提出了自己的要价。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勇相争智者胜。从最后的成果看，中方的这些关切，大都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
比如，在高科技进口限制方面，美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落实相关已签订的协议；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上，美方也承诺切实考虑中方关切，“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在确保投资待遇问题上，美方则保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不论其来源地，得到一致和公平的待遇”；至于主权财富基金，美方则重申经合组织确定的接受相关投资的“开放和非歧视原则”。
当然，也有没有得到积极回应的方面。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双方只是泛泛而言将“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显然，美方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制裁大棒，我在当时的文章中就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贸易摩擦将只多不少”。这种判断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