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03年春，我父亲在奥博连斯克租了一座别墅，它离马洛雅罗斯拉维茨不远，在勃良斯克铁路线上，即现在的基辅铁路线。我们别墅的邻居是斯克里亚宾。当时，我们和斯克里亚宾一家人还不相识。
两座别墅都坐落在一个丘陵上，而且都在树林的边上，但相距甚远。我们照例是一大早就来到了别墅。树叶低低地垂在房顶上，阳光穿过树叶显得零零碎碎。大家把一个个蒲包拆开，取出睡具，口粮储备，锅碗瓢盆，水桶。我跑进树林里去了。
天哪，神明的力量呀，那天清晨的树林里真是无所不有啊！阳光从四面八方射进树林，林中影子在移动，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地改变着树的顶梢，各种鸟儿站在时高时低的树枝上，啁啾着意想不到的悠扬歌曲，怎么也不能习惯于这些声音。开始歌声嘹亮而急促，然后渐渐消静下来，它那种热情而又频繁的顽强劲儿，仿佛是伸向远方的森林中的树木。如同阳光与阴影在树林里交替，如同鸟儿从一根树枝上飞向另一根树枝上啼啭，毗邻的别墅里用大钢琴演奏的第三交响乐或《神圣之诗》的片断与章节，也在树林中漂动与回荡。
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乐曲呀！交响乐如同遭受炮火轰击的城市，接连不断地坍塌与倾倒，交响乐完全是由残垣断壁堆积起来的。乐曲中充满经过疯狂加工的、新的内容，如同生长中的树林充满生命与清爽那么新，树林在那天早晨披上了1903年而不是1803年新春的嫩叶。就像树林没有—片叶子是用皱纹纸或染色铁皮做的一样，在交响乐中也没有一点虚假的深刻，没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动听空谈，什么“像贝多芬”呀，“像格林卡”呀，“像伊万伊万诺维奇”呀，“像马丽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女公爵夫人”呀，他所谱成的曲子具有一种悲剧力量，它对一切腐败但又被人赞扬的，和对伟大但又十分愚蠢的东西嗤之以鼻，它大胆到狂妄的程度，充满稚气，它像放荡的安琪儿有些天然淘气而又自由自在。
估计谱写这种乐曲的人一定会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工作之后他的头脑会清醒，精神会镇静，如同摆脱一切事务之后高枕无忧中休息时的上帝。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他和我父亲常常在横贯这个地区的华沙公路上散步。有时，我伴随他们。斯克里亚宾每次快跑之后，喜欢靠惯性再蹦蹦跳跳地跑一段路，就像抛在水面上弹跳的石片，似乎他若再加一把力就可能离开地面在空气中飞起来了。他平时训练自己掌握充满灵气的轻盈和接近于飞行的灵巧动作。他那迷人的风采和高雅的气度也属于这一类的现象。他凭借这种气度在社交中回避严肃性，并尽量装出空洞和肤浅的样子。在奥博连斯克散步时他发表的各种奇谈怪论更令人吃惊。
他和我父亲争论有关生命、艺术、善与恶等问题，他攻击托尔斯泰，鼓吹超人、不道德行为、尼采思想。他们二人只在技巧的本质与任务的看法上，观点一致。在其他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全有分歧。
那年我十二岁。他们争论的问题中有一半我听不懂。不过，斯克里亚宾以自己朝气蓬勃的精神征服了我。我爱他爱得发狂。我根本不了解他的观点的实质，却站在他的一方。不久以后，他到瑞士去了，一去就是六年。
那年秋天，因为我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所以全家回城的时间推迟了。我父亲构思了一幅画，题名《夜间牧马》。画上描绘的是博恰罗夫村的姑娘们乘马飞奔，在夕阳余辉中驱赶马群，奔向我们丘陵角下的沼泽牧场。有一次，我跟在她们后边，跳越一条宽宽的溪流时，不慎从疾驰的马背上摔了下去，折断一条腿，后来痊愈了，但大腿短了一截，以至以后每次征兵时，我都因此被免除服役。
在这以前，当我们还没有来到奥博连斯克消夏时，我已经能够在大钢琴上乱弹一气了，我还可以凑合着谱些自己的曲子。如今，由于我对斯克里亚宾的崇爱，即兴演奏和自己谱曲的激情变得十分强烈。从那年秋季开始，一连六年，也就是我在中学读书的全部时期，我把时间全都用在认真学习作曲理论上了，先是从师尤德恩格尔，他是一位人品极其高尚的音乐理论家和批评家，后来在米格里埃教授指导下攻读。
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我的未来。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选择的前程正确无误。大家都认为我会成为音乐家，为了音乐什么事都可以原谅我，甚至对长辈们各种忘恩负义的可鄙举动，而我远不及长辈——执拗、不听话、马虎，还有怪毛病。甚至在学校上希腊文课或数学课时，我把乐谱摊在书桌上钻研赋格曲和对位法，老师当场把我抓住，对老师的提问我哑口不知所答，像根树桩似的傻伫在那里。这时全班同学会为我求情，于是老师们也就饶了我。即便如此，我还是放弃了音乐。
正当我有权欢庆成功时，正当周围的人都在祝贺我时，我却把音乐放弃了。当时，我的上帝，我的偶像，带着《销魂曲》和他的最新作品从瑞士回来了。莫斯科在庆祝他的胜利和他的归来。正当庆典进入高潮时，我去看望他，并斗胆为他演奏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接待超过了我的预料。斯克里亚宾听完了我的演奏，对我表示支持，大事鼓励，并祝我成功。
但是谁也不晓得我的隐痛。如果我把它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相信。在谱曲方面，我的进展十分顺利，然而在实践方面，我却毫无能力。我勉强可以弹琴，甚至不会快速识谱，我几乎是按音节来读谱子。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所掌握的新音乐思想，与我落后的技术出现了脱节，于是本来可以成为欢乐源泉的天然恩赐，变成了长年的苦痛。这种苦痛终于使我忍受不住了。
怎么会出现如此不相适应的现象呢？其根源在于某种不应有的、需要付出代价的、不允许的少年人的傲慢气质，在于一个一知半解的人对一切抱有虚无主义态度，他认为什么都可以垂手即得和一蹴而就。我对一切匠气的、不是创作的东西，都加以鄙视，我敢于认为这些东西我都在行。我以为真正生活中，无事不是奇迹，事事为上苍所安排，没有人为的与杜撰的，不允许有专横任性。
这是斯克里亚宾影响的副作用，在其他方面对我都有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自我中心意识只在他的身上恰到好处，而且有情可原。他的观点被稚气地曲解了，这种观点的种子又落在肥沃的土壤里。
我本来从小就有些迷信，疑神疑鬼，对天意抱有浓厚的兴趣。几乎从罗季昂诺夫之夜①起，我就相信有至高无上的英雄世界，对它要虔诚膜拜，虽然它也会带来悲伤。我六岁、七岁、八岁时，多少次险些自杀呀！
① 指罗季昂诺夫在《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中的莫斯科》一书中所描绘的一个夜晚，即1894年11月23日，托尔斯泰在老帕斯捷尔纳克家听音乐演奏时把小帕斯捷尔纳克从梦中惊醒的情况。参见本篇《幼年》的第五节。
我怀疑自己的周围有种种诡秘和骗局。没有一件荒谬的事情使我不信以为真。也许只在人类黎明时代才能想象的一些荒谬事在我身上出现了。也许我还记得最初给我穿过女孩子的圆袖长衫，所以我就模模糊糊觉得我原先是个小姑娘，我认为必须恢复那个更可爱更漂亮的样子，于是我紧勒腰带，几乎把自己勒昏过去。有时，我又想象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儿子，而是他们捡来的，并由他们抚养成人的。
我跟音乐发生的不幸事件，还得怪罪于一些非直接的，实际上不存在的原因，偶然占卜啦，等待上苍表态或示意啦。我没有绝对听力，我不善于判定一个随意拿来的乐谱音的准确高度，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我工作中所完全不必要的。缺少这种特长，使我感到难过，损伤了我的人格，我认为这证明命运和上苍都不需要我的音乐。在诸如此类的一连串打击下，我心灰意冷了，洗手不干了。
我为音乐付出六年的心血，音乐是一个充满希望与不安的世界，可是我如同告别最珍贵的东西一样，硬是从自己的心中扬弃了它。有一段时间我还有在钢琴上弹奏幻想曲的习惯，不过它已经是逐渐消逝的毛病了。后来，我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来控制自己，我再不触摸钢琴，再不参加音乐会，甚至回避与音乐家们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