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当中，我来回穿梭于东欧各地，寻找投资良机。当时，众多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各个都前途无量。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一切都在急速变化，同时也赋予我们巨大的责任。我们很幸运能生在合适的年代，也投身在了合适的地方。但我的某些理想却幻灭了。这绝不是因为东欧人民，他们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让自己的国家重回正轨。而是因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本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由来自东西欧的几十个政府联合所有，其审批程序头重脚轻、异常繁琐，对银行本身构成巨大的累赘。在东欧呆久了以后，我逐渐发现真正在干实事的正是那些背负贪婪等一干恶名的私营企业家——是他们贡献了财力、人力、物力、技术和知识。而我们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穷小子只能退居二线，既无作为，又不受人待见。
于是我再次辞职。我面试了多家银行，但最终又回到了最初工作过的摩根大通公司，进入了并购部门。在金融业工作的那几年的确很美好。和我共事的人心地善良、能力卓著；虽然担负着重要责任，工作要求也很高，我却也乐在其中。我的并购工作生涯原本会持续下去，却不料在九十年代末，我的妻子努阿拉病入膏肓，需要长期卧床，生命垂危。
于是我再次离开了市中心，到了病榻旁。我一边照顾努阿拉，一边撰写我的第一本小说。我联系到了经纪人和出版商。我觉得自己跌跌撞撞地开启了一项新事业，从世上报酬最丰厚却最为人诟病的职业，转入了报酬最微薄却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人们时常问我是否想念在投资银行业的工作。那段时光自是愉快，但仅仅愉快不能满足我内心最为深刻的需求。在银行，工作总归是工作，虽然确切讲这种高要求、高责任的工作很有意思，也绝不乏味，但正常的人绝不会乐此不疲。而写作却绝非如此。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时常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但几乎从未觉得自己是在工作。我觉得，似乎作家这个职业令我找寻到了构成自己心灵极为重要的一环。这是其利。其弊在于，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个佼佼者之外，作家群体收入微薄，单靠稿费很难维持生计。大部分作家还是得另谋他路，补贴家用。努阿拉病重期间，我必须要全天候照顾她，只能在业余时间写点东西。她病情好转之后，我才得以腾出时间，四处寻觅其他财路。2005年，我成立了一家名为“作家工作室”的公司，为初出茅庐的作家提供编辑上的建议。刚开始，公司成员只有两个，即我本人和一个同是职业作家的朋友。我们建了网站，打了广告，只等有人投稿。
稿件接踵而至。惊喜也接连不断，公司居然成功了。虽然我们挣的钱买不了私人飞机，也不够在加勒比海买私人度假小岛，但确也算小有成就了。
笔者之所以要告诉诸位这些，是因为鄙人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和那口蒸锅有莫大联系。过去的350年发生了一些超乎寻常的奇妙变化，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对生活的期许。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曾住在我家房子里的那位牛津郡的寡妇似乎穷困潦倒。她记录在案的财产少得可怜。没有书本，没有娱乐设施，没有交通工具，没有机器，没有上点儿档次的照明或取暖工具，没有窗帘椅套，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装饰品，没有洗浴设备，也没有计时工具。她生活中没有休假，享受不到合格的医疗服务，至多只接受过基础教育。她一日三餐只用盐来调味，没有糖、香料、茶叶、咖啡，也很少沾荤腥。特别是在春冬季节，她的餐饭更是乏善可陈。碰上不好的年头，她也可能会食不果腹。她只有零星几件农耕用具，几件家庭用品和几件必不可少的家具。仅此而已。凯特只不过窥见了这位女士生活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便立刻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