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共产主义就像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游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然而，俄国及东欧十多个国家却于1922年组成了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打出了“镰刀锤子旗”。
西北欧各国乃至美国惊恐不已，努力围剿苏联的同时，不断地化解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随着一系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出台，矛盾逐渐回归到劳资博弈的范畴，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也因此进入“新资本主义社会”。
当平时听话顺从的工人，突然举起“共产主义”的长矛指向中国企业家时，中国企业家惊慌失措。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民族企业家一直遭受官僚压迫、战乱破坏、列强欺辱、民众鄙夷，忍辱负重、战战兢兢地经营小本生意。大清王朝覆灭后，历经苦难的中国民族企业终于迎来“黄金岁月”，中国企业家也日进斗金、地位骤升、名利双收。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企业家意识到，随着企业发展而壮大的工人团体居然会团结起来反抗。这些企业家精于赚钱，却疏于散财；乐衷于“好人政府”、“地方治世”，却忽视企业管理、体恤工人。他们一直认为工人为其劳动是应该，他们甚至乐善好施也不提高工人待遇。
后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工人运动越演越烈，软弱的北洋政府已经难以控制局势。危机关头，手足无措的中国企业家做出了一个最愚蠢、最惨痛的决定。
此时，已经退居广东卧薪尝胆十年的孙中山逐渐恢复争雄实力，但是却与当地商人发生激烈冲突。财政空空的国民政权执行重税、重罚的苛政，广东商人纷纷以罢市、拒绝纳税抵抗，甚至还自建自卫武装组织——商团。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孙中山决定用武力解决商团，在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指挥下，黄浦学生军迅速击败商团，广东商人遭到严重的镇压。
自北洋政府以来，中国商人一直没能掌握政治权力。中国商人不得不在军阀混战中小心游走，一不小心便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这样称赞蒋介石“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
就在半年前，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他率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之后半年革命军势如破竹，征服了半个中国，并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了中国商业重镇上海。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已经获得成功，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与所有商人选择强者为伍一样，上海商人没有选择之前的旧军阀孙传芳，也没有选择刚刚建立上海临时政府的共产党，而是去迎接已经控制半个中国的蒋介石。
而今蒋介石以征服者的身份入主上海，骄傲之心彰显脸上。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说：“维持资本家之主张”。
与上海商人相比，其实蒋介石的内心更加恐惧，因为此时的蒋介石面临财源被断、权力被剥夺的危险。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财力主要由苏联提供的3000万金卢布支撑，但是真正控制财力和政权的是却不是北伐总司令蒋介石，而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威望甚高的汪精卫。此时，汪精卫坐镇武汉，试图尽快地排挤“功高震主”的蒋介石。同样蒋介石也深刻明白，只要汪精卫断绝北伐财源，就不得不听命于汪。
于是，蒋介石必须在商业最繁华的上海快速“融资”。此时，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虞洽卿既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他的恩人，两人交情非一般。5年前，蒋介石落魄上海滩，虞收留了他。后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时，又是虞洽卿出面，将他介绍给当时上海声名显赫的青帮头子黄金荣门下，以寻求“保护”。
左右逢源的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此时，“四大买办”唯一显赫至今的席家和被誉为“中国的摩根”的陈光甫都“投资”了蒋介石。最终，上海商人承诺一共给蒋介石6000万大洋的贷款，6000万大洋是苏联提供给国民党3000万金卢布的两倍还多。
商人与政客的勾当从来都是通过交易来完成的，在这场交易中上海商人要求的回报是蒋介石保证“上海安定”、“解决工人‘暴乱’”、“解散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交易！
1927年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突袭工人纠察队。此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1700多条，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这就是历史上屠杀共产党、镇压“暴乱”工人的“四·一二”政变。
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两党进入长达20多年的斗争。本来可以在“劳动力交易市场”中解决的问题，中国商人却选择通过政治交易来解决。为这场交易中国商人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血本无归、性命不保。这次政变将劳资纠纷彻底转变成了阶级斗争，劳资双方依附在两个对立的党派，伴随着两党斗争，双方积怨愈深、伤痛愈深。
自民国开国以来，因北洋政府软弱、军阀混战，加之共和体制并未完全瓦解，民族企业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依然举重若轻。民族企业家虽然没能完全控制政权，但是依然可以通过经济实力与政府博弈，通过共和体制约束政府。
但是，上海商人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兵祸一开，中国从此彻底进入革命社会，共和政体彻底瓦解。革命家成为了历史的主导者，企业家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中国民族企业的“黄金岁月”走到尽头，中国民族企业的命运在连连战火和强权政府的摧残下，奄奄一息。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盛极而衰，谁能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