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最惨痛的交易(3)

在欧洲,共产主义就像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游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然而,俄国及东欧十多个国家却于1922年组成了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打出了“镰刀锤子旗”。

西北欧各国乃至美国惊恐不已,努力围剿苏联的同时,不断地化解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随着一系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出台,矛盾逐渐回归到劳资博弈的范畴,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也因此进入“新资本主义社会”。

当平时听话顺从的工人,突然举起“共产主义”的长矛指向中国企业家时,中国企业家惊慌失措。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民族企业家一直遭受官僚压迫、战乱破坏、列强欺辱、民众鄙夷,忍辱负重、战战兢兢地经营小本生意。大清王朝覆灭后,历经苦难的中国民族企业终于迎来“黄金岁月”,中国企业家也日进斗金、地位骤升、名利双收。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企业家意识到,随着企业发展而壮大的工人团体居然会团结起来反抗。这些企业家精于赚钱,却疏于散财;乐衷于“好人政府”、“地方治世”,却忽视企业管理、体恤工人。他们一直认为工人为其劳动是应该,他们甚至乐善好施也不提高工人待遇。

后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工人运动越演越烈,软弱的北洋政府已经难以控制局势。危机关头,手足无措的中国企业家做出了一个最愚蠢、最惨痛的决定。

此时,已经退居广东卧薪尝胆十年的孙中山逐渐恢复争雄实力,但是却与当地商人发生激烈冲突。财政空空的国民政权执行重税、重罚的苛政,广东商人纷纷以罢市、拒绝纳税抵抗,甚至还自建自卫武装组织——商团。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孙中山决定用武力解决商团,在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指挥下,黄浦学生军迅速击败商团,广东商人遭到严重的镇压。

自北洋政府以来,中国商人一直没能掌握政治权力。中国商人不得不在军阀混战中小心游走,一不小心便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这样称赞蒋介石“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

就在半年前,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他率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之后半年革命军势如破竹,征服了半个中国,并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了中国商业重镇上海。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已经获得成功,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与所有商人选择强者为伍一样,上海商人没有选择之前的旧军阀孙传芳,也没有选择刚刚建立上海临时政府的共产党,而是去迎接已经控制半个中国的蒋介石。

而今蒋介石以征服者的身份入主上海,骄傲之心彰显脸上。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说:“维持资本家之主张”。

与上海商人相比,其实蒋介石的内心更加恐惧,因为此时的蒋介石面临财源被断、权力被剥夺的危险。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财力主要由苏联提供的3000万金卢布支撑,但是真正控制财力和政权的是却不是北伐总司令蒋介石,而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威望甚高的汪精卫。此时,汪精卫坐镇武汉,试图尽快地排挤“功高震主”的蒋介石。同样蒋介石也深刻明白,只要汪精卫断绝北伐财源,就不得不听命于汪。

于是,蒋介石必须在商业最繁华的上海快速“融资”。此时,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虞洽卿既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他的恩人,两人交情非一般。5年前,蒋介石落魄上海滩,虞收留了他。后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时,又是虞洽卿出面,将他介绍给当时上海声名显赫的青帮头子黄金荣门下,以寻求“保护”。

左右逢源的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此时,“四大买办”唯一显赫至今的席家和被誉为“中国的摩根”的陈光甫都“投资”了蒋介石。最终,上海商人承诺一共给蒋介石6000万大洋的贷款,6000万大洋是苏联提供给国民党3000万金卢布的两倍还多。

商人与政客的勾当从来都是通过交易来完成的,在这场交易中上海商人要求的回报是蒋介石保证“上海安定”、“解决工人‘暴乱’”、“解散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交易!

1927年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突袭工人纠察队。此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1700多条,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这就是历史上屠杀共产党、镇压“暴乱”工人的“四·一二”政变。

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两党进入长达20多年的斗争。本来可以在“劳动力交易市场”中解决的问题,中国商人却选择通过政治交易来解决。为这场交易中国商人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血本无归、性命不保。这次政变将劳资纠纷彻底转变成了阶级斗争,劳资双方依附在两个对立的党派,伴随着两党斗争,双方积怨愈深、伤痛愈深。

自民国开国以来,因北洋政府软弱、军阀混战,加之共和体制并未完全瓦解,民族企业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依然举重若轻。民族企业家虽然没能完全控制政权,但是依然可以通过经济实力与政府博弈,通过共和体制约束政府。

但是,上海商人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兵祸一开,中国从此彻底进入革命社会,共和政体彻底瓦解。革命家成为了历史的主导者,企业家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中国民族企业的“黄金岁月”走到尽头,中国民族企业的命运在连连战火和强权政府的摧残下,奄奄一息。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盛极而衰,谁能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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