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是任正非工作的第一站，也是他倾注了十几年青春、全部期望的地方。然而，军旅生涯除了给任正非以经验、技术方面的锻炼外，最大的收获是让他明白了得失的内涵。
任正非的第一份与技术沾边的工作，也是在军队时打下的底子。
任正非在部队积累了通讯技术经验，他的战友们，这些从事通讯工作的战士们，也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作为通讯人才，分配到全国各地的通讯管理岗位。这种深厚的人脉关系，为日后华为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32岁的任正非终于看到了曙光。
“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个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第一次受到重视，第一次有苦尽甘来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回忆，任正非都是如初恋般甜蜜。
在部队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任正非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了查清他的历史进行外部调查，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任正非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任正非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摩逊把任正非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豪。
“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任正非通过讲解父亲的革命故事，把自己的道德品质也拉上了一个高峰。
而他的第一个人生高峰，也很快到来了。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多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是35岁以下，其中就有33岁的任正非，同时他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
高峰之后，等待他的是一次深深的打击，又一次彻底的“背叛”。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做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乏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义。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任正非的这段回忆，如今读起来平平无奇，但细细体味，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
那时他已经年近不惑，最好的青春和热情都贡献给了部队，在绝望中苦苦寻找到希望，并以为把它攥在手里时，却发现仍然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泡泡。
早在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预见性地指出，军队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果敢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部队精简裁掉200多万人，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
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只有扔下包袱，才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经济建设上。那时候高达600万人的部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战士转业支援地方建设是那时候的主旋律，基建工程兵2万人集体转业到深圳，帮助深圳搞建设，这一举动酷似王震将军当年领导的队伍去垦荒发展生产。
对于已经是技术尖兵、对部队做了贡献、在军内外名声风靡一时的任正非来说，部队是不想让他走的，《军人总裁任正非》一书写道：“由于任正非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非常希望留住他。”任正非更不想离开。但大势已定。
报国之愿、仕途生涯就此终结。前半生的“职业规划”彻底作废。
“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就是把别人的劳动成果作废。”这不仅是名言，更是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