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少奇同志批判的迅速升级，我们工作人员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
有的同志问我：“是不是少奇同志又犯新错误了？”
“已经不工作了，还能犯什么错误？”我不清楚，但相信他不会再有新的错误。
有的同志又问：“是不是在中央会议上说了什么错话？”
我如实回答：“这次他就写了个检查，毛主席的批语中办负责人不是传达了嘛，没听说他还说了什么错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越检查问题越严重了？”大家都想弄个清楚，便决定开个支部会，请少奇同志解答一下。
少奇同志大概已预料到我们请他开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坐下后，便说：“前一段因为忙，没有机会听你们的意见，现在我希望你们坦率地同志式地给我提出意见。丢掉缺点错误不可惜，今后可以更好地工作。”他很平静。
“我们在你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看到你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大家对你很敬佩。你现在犯了错误，我们感到很难过。外面传说很多，许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想请你解答一下。”作为支部书记的我先来了个开场白。
“可以！”少奇同志回答得很坚决。
问：“我们现在只知道你的错误是因为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
少奇同志点燃一支烟，答：“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这是对当时形势的认识问题。”
问：“你们在杭州开会，谈过派工作组的事吗？”
答：“谈过。毛主席委托我和邓小平同志相机处理。毛主席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情况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因为我心中无数，感到很难领导运动，请求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毛主席说暂时还不准备回来。我回京后，看到形势发展很快，北大的大字报发表后，大中学校混乱起来了，广大干部和学生迫切要求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在我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大家经过反复讨论，都认为派工作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把学校的形势看得严重了。”
问：“你是中央副主席，在第一线工作，怎么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个搞法？”
“这个问题在撤出工作组时，我就讲过了，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毛主席曾多次批评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就是批评我的。正是因为不理解，才派了工作组嘛。”
有位同志说：“中央发表的社论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若坚持错误，矛盾就要起变化。我们希望你赶快改正错误，毛主席不是说改了就好吗？”
少奇同志沉思片刻，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改正错误，首先需要弄清错误的根源，需要研究，需要给我时间，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能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我将努力去认识。”
“毛主席在大字报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不是包括毛主席批评过的包产到户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说他革了一辈子命，革来个包产到户。”我不解地问。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云同志提出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同意了陈云的建议。毛主席回来后批评我不顶住。”少奇同志回答得很认真。
我又问：“你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是不是就是对你犯错误的处理？”
答：“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常委作了变动，我没有意见，再变动我也没有意见。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历史将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这样，在沉闷的一问一答中，时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很疲劳，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最后有位同志说了句当时最流行的话：“希望少奇同志以后不要只拉车，不看路。”
看到少奇同志回答问题时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里很难受。我知道，少奇同志是强忍着内心的痛楚才回答大家的啊。而且有些问题他是欲言又止，因为有些话本不该在这样的场合说。特别是他最后那句话，我更感到奇怪。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少奇同志从来不说这样让人费解的话啊。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我想起前些日子少奇同志的一次讲话：那是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他的几个孩子为了跟上形势，都在自己的学校里参加了红卫兵。有个孩子回到家里对我们说：“现在社会上都在破‘四旧’，查抄封、资、修的东西，我爸爸书房的那些书里头一定也有封、资、修的东西，怎么办？”“那么多书一下子分不清楚，听说中办有一个统一部署，那就听人家的吧。”我不能阻止这些孩子，但又怕干扰少奇同志的工作，只好以此搪塞。
少奇同志听到孩子们说要跟同学去扫“四旧”、去抄家时，他忍耐不住了。他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随手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肃地说：“红卫兵抄家的行为是违法的。宪法报告是我作的，我是国家主席，要对宪法负责。别人去我已无能为力，你们是我的孩子，又在我的身边，我要管管你们。听说已经抄了许多人的家，其中有不少是民主人士的家。他们跟我们党同舟共济几十年了，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不能就此毁于一旦啊！毛主席也不会同意这样干的，你们要带头维护宪法的尊严，大家都应该遵守宪法！”
“既然抄家是违反宪法的，为什么中央不立即制止，中央文革小组还在鼓动学生去干？”一个孩子向少奇同志提出了问题。
少奇同志回答说：“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一下子不好约束，我想很快会得到纠正的。总而言之，你们不要去干违法的事！”
直到这时，少奇同志还是希望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