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爸爸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每天清早我们几个孩子就骑上自行车出门，排着长长的队买小报，从墙上揭下传单，挤在人群中抄大字报，侧耳听着人们的议论。回到家里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
在我们买回的这些小报里，充满了对爸爸形形色色的诬蔑。其中有一张小报上无中生有地说爸爸曾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还造谣说爸爸曾自诩为“红色买办”。对于这些令人恶心的谰言，爸爸不屑作什么解释。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工人运动，站在反帝斗争前列。大革命期间，29岁的爸爸——一个共产党员，直接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英勇斗争。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些小报的造谣诬蔑，岂能改变历史？不过爸爸觉得这毕竟是一种不寻常的信号，不可等闲视之。爸爸回到办公室，立刻提笔疾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驳斥了这种造谣诽谤。这天是1967年3月28日。
历史的颠倒，不仅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不可思议。就连爸爸这样历尽人间沧桑的老革命也不能理解。而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仰，准备接受严峻的考验。可是，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考验竟来得如此猝然。
4月1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爸爸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爸爸的话是那样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可是，爸爸如今却处在毫无发言权的“被告席”上，哪里有人会理会他这一正义的要求呢？心里怀着鬼胎的阴谋家又哪里敢接受爸爸这一严正的挑战呢？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爸爸，竟连在党的会议上申辩的权利都没有，连在人民群众中辩明是非的权利都没有，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的悲剧？这难道不是强加于我们党身上的耻辱吗？
就凭一个跳梁小丑的一篇谤文，就把一个国家主席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中央下达文件的依据，成为定人罪名的一纸状文，真是荒谬绝伦！这哪里是什么党内斗争，完全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大阴谋。在这场斗争中，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完全被打烂，大多数党的优秀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什么党的政策，什么党的传统作风，统统被破坏了。一小撮坏人窃踞高位，利用群众对我们党过去的一些错误的不满情绪，窃取权力；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已经不是什么党内斗争了，而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爸爸正处在这个旋涡的最中心。一切华丽的词藻都不能掩饰血的事实。他要坚决进行斗争，到了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
4月6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向爸爸宣布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爸爸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爸爸回答并写出交代。爸爸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当质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爸爸一下子发了火。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爸爸激怒地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4月7日，爸爸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林彪、江青一伙，完全剥夺了爸爸讲话答辩的一切权利。在斗争会上，每当爸爸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爸爸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爸爸讲一句话。爸爸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