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中国证券市场20周年这个历史节点，除了对市场发展的具体成就进行梳理和回顾之外，我们认为，针对方法论的厘清和总结亦属必要。
我国证券市场大概用了14年时间，花费了无穷精力，用以解决“是什么”，即资本市场“世界观”的问题。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表述来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漫长摸索、随实践而不断提高的：1997年的表述是“股份制……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摘掉了资本市场“试点”的帽子；到了2002年，提出“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2003年，成为“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2004年，国务院发布九条意见，才将发展资本市场工作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相对于世界观问题的解决，我们则用了更长时间、集中更多精力探索着资本市场“怎么办”，即资本市场的方法论。“怎么办”这个问题，伴随了资本市场20年，期间麻烦不断、改革不断、成就不断。目前看，对于转轨体制下建设资本市场并保证其平稳健康发展，我国的方法论已经初步成形，必将对人类资本市场领域的文明进步形成启迪。
我们试图将这种方法论概括为：尊重国情，尊重规律。
依国情而成长的资本市场
国情是孕育中国资本市场的土壤，中国资本市场紧依国情而生、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是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内在要求催生了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始终立足于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至城市，城市的改革重心就在国有企业。“这个时期，国企改革试行了多种方式，比如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的租赁制、承包制，资金来源层面的拨改贷，以及体制层面的股份制改革等——当时股份制只是众多改革方法中的一种，并没有相对特别的地位。但是经过多年实践，事实证明，股份制是唯一成功、有效的国企改革方法。
“或者说，唯有体制层面的改革才能真正收到良好的效果。”中国证监会有关专家说，股份制为国企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路，解决了当时改革的中心难题；而资本市场在此基础上又闯出了一条路，为我国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体制转轨探索提出了解决方案。
“要说尊重国情，这是我国建设资本市场的最大国情、最大背景。”该专家说。确如其所言，到1992年，以承包制为代表的放权让利改革措施事实上已经停止；而股份制改革则在1994年推向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并在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得到了充分认可，进而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上升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0年来，资本市场对国情的尊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不同时期经济工作中心任务的高度匹配上。这其中，既有当年的“为国企脱困服务”，也有为银行改革、金融改革的服务；既有为结构调整、转变方式、应对金融危机服务的中小板、创业板的推出，也有为抗震救灾、跨越发展服务的针对性措施。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国家渐渐富了，市场渐渐大了，体制渐渐改了，人们的意识和兴趣也渐渐变了。积跬步而致千里，回头一望，却是“换了人间”。
正如证监会前副主席朱利所说，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既是两种体制相互较量，并且逐渐表现出市场体制占据上风的擂台，也是两种体制实现磨合、协调和平稳接替的平台。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可能难以避免“休克疗法”的命运。
“硬碰硬”生下的孩子先天不足
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有句名言：“我国资本市场是‘硬碰硬’地从计划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我们既得益于它，也受制于它。”
“硬碰硬”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按照通常的理解，一则用来形容余地之逼仄，二则用来形容任务之艰巨。逼仄和艰巨，的确是我国资本市场在不短时间内的生存状态。
“硬碰硬”的一个直观表现，就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基础，其实是先天不足的。书上说，资本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股份制和信用制度发展的产物，而对我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而言，资本市场萌芽的土壤，除了第一项指标勉强合格以外，其余均不达标。
在这样的国情下，资本市场发展“一步到位”并无客观基础和条件，事实上，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提出很多符合国情的阶段性安排，这是“受制”的一面。
言及此，很多人会联想到股权分置的问题。朱利回忆说，这主要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争论较为尖锐的情况下，解决资本市场和股份制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先把孩子生下来”。“股权分置绝对是尊重国情的安排，那时候民营企业不多，带有私营经济性质的主要是个体户，国有企业引入社会公众持股，这是多大的事情？不搞股权分置，就根本没有可能搞改制上市，就没有试点可试。连市场都搞不起来，还谈什么尊重规律？”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也说过：“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怎么能够通过。”
资本市场“为国企脱困服务”，也是同样的道理。证监会早期工作人员证实，这个提法确实执行了一段时间。“上海、深圳吃肉，其他地方要喝汤。发行上市服务国企，才能调动各种积极性，认可资本市场是个好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股份制试点在国企先行一步，国企的规范改制是示范性的，总要给社会做出一个样子，其他所有制的企业才能跟进。”当时，个别地方实行一家上市公司背一家亏损国企的做法，也有包装上市、剥离上市之后，大股东“反攻倒算”的情况。这在后来演变成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大股东侵犯上市公司独立法人财产权的巨大问题，真是令人无奈。
“习惯就是习惯，谁也不能将其扔出窗外，只能一步一步地引下楼。”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规律，却有繁而又繁的国情。事实证明，这类带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安排，在特定时期起到了将资本市场顺利、平稳“导入”转轨经济的作用，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