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放大一段坐标才能看清历史。在30年间的20年，我们的市场建设，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模拟”市场，用尚福林主席的话讲，是“新兴加转轨”。
在持续了近三年的低迷之后，中国股市选择了“5·19行情”。1998年5月19日，沪深股市当日上涨51点和129点后，直到2001年6月14日在2 245点掉头向下。大熊出笼，投资者挣扎在难熬的4年里。
“5·19行情”是概念化的，本身留下的思考很多。当时，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概念催生了股市的触网时代。“壳资源”、“概念”、“题材”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旋律。“5·19行情”还创造了一项可怕的世界纪录——市场年换手率超过400%，离谱得有点像后来认沽权证的换手率炒作。
“繁荣灿烂”之极便会归于平淡，股市亦是人性的舞台。
纳斯达克暴跌牵动全球，环球同此凉热。中国的创业板建设也从一片呼声中降温。纳指从5 100多点“腰斩”，跌去1/2，长期徘徊在2 000多点。围绕这波行情，中国股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集中上演了泡沫、造假和丑闻，新兴市场的盲目无序和投机性本质弥散在市场各处。中小投资者体味到的则是市场的残酷和悲凉。
庄家吕梁登场了。
当时的股民都记得，文学青年吕梁用“K先生”的笔名写股评。1998年秋季，一个叫朱焕良的朱大户，已经控制了“0048康达尔”流通盘的90%。在投机弥漫的上空，股评家和控盘手天然地在这波行情里联手了。庄家吕梁操纵了当年的大牛股，养鸡的康达尔改名中科创业。这是当年涨幅最大的股票之一，超过110%。
还有一个庄家就是德隆。靠低价收购法人股，控制上市公司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的“德隆三驾马车”。在发布一系列让市场眼花缭乱的公告后，三只股票在行情发动的一年多里暴涨，其中合金股份复权股价涨幅高达1 500%。维持股价需要大量资金，最终也让德隆套上了枷锁。
这几年里，中国市场还有一次有关“规范和发展”关系的大讨论，参与者是市场各方。人们不应该忘记两位女子和一位老人。一位女子是主持《财经》杂志的胡舒立。2000年10月，《基金黑幕》一文让鲜亮的基金一下子成为对倒、倒仓、私下内幕交易、老鼠仓的代名词。另一位女子就是刘姝威，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名普通老师。她的一篇600字文章戳穿了一个谎言，把蓝田股份的虚假会计报表揭露出来。
11月，年逾古稀的吴敬琏因在接受央视采访中的股市“赌场”一说被指称为“一言毁市”。吴敬琏是最先倡导市场化改革的人，时人称为“吴市场”。如果说股市是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实践载体，那么当它被吴敬琏说成了“赌场”时，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讽刺味道。这也充分说明当时的市场表象离本质太远、太“山寨”和离谱了。
如此疾言厉色，为何呢？
在对中国股民内心深处的情感揭示中，那些隐藏在话语中的情感与辛酸表达着这样的民间情绪：中国股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在人性的舞台上，在众多的挫折之中，中国股民困惑、迷茫，有反省、有思辨、有渴盼、有向往。有对以往刀光剑影的伤疤之后的悲悯，也有对喜悦幸福的期待。
那一条条庄家画出的K线图，有时是一条优美的曲线，有时又像是一条要命的铁索。然而，托起市场基础的却是股民。他们卑微地生长，伟大地存在。
除去对百姓民生的忧思仗义执言之外，这“一老两女”还是学术的“卫道士”。三人的共同点是性情率真，视学术信仰和社会公德，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就三人各自搅动的事件本身来看，其偶然性背后表现出一种文化现象的必然。
“赌场说”、“基金黑幕”、“蓝田事件”还有一个一致性，就是三位都受到了来自社会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冲击，吴敬琏受到的冲击更多是来自学界、胡舒立受到的冲击来自基金层面，而刘姝威则被造假者告上法庭。据说，家里时常进来一些不同身份的人，要求道歉消除影响云云。当时的刘姝威十分无助。
媒体的正义感令人欣慰。
吴敬琏和刘姝威分别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1~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胡舒立入选《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50位“亚洲之星”，该刊评语：“这是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在获奖感言中，面对主持人有关“良心”的询问，吴老答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需要人间互信，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的。”刘姝威在获奖感言只说了一句话：“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庄家的结局也有些相似。
吕梁在2001年年初的第三天被警方抓获于家中。德隆轰然崩塌，唐万新后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不同的是，唐万新至今还在国内，吕梁则在监视居住中神秘失踪。
当事人人间蒸发了，“0048”的故事里的太多谜团留给股市的思考还在，而故事中的纷纷扰扰也许永远尘封起来。值得赘叙一笔的是，中科创业经过折腾，最后还是褪下了科技股的外衣，名字重新改回康达尔。只不过名字前面现在被冠以“ST”，被“特别处理”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