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的政策还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据权威的朗特里基金会（Rowntree）的报告《收入与财富调查》，1977~1990年，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得最为迅速，仅有美国可与之相提并论。1979年后，社会最低收入人群已经无法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了。自1977年起，收入不到社会平均水平一半的人口增长了三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84年和1985年，英国排名前五位的富翁税后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43%，这一数据高于战后任何时期。
虽然许多第一世界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但英国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远远超过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只有新西兰这个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更为彻底而平均主义传统更为显著的国家，其贫富差距的扩大比英国还迅速。
1997年5月的普选中，保守党得到的公众选票比1832年《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出台后的任何时期都要少。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毁灭了保守党。保守党的失败有很多原因，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政策失误，其他则是不应该发生的历史意外。人头税就是典型的可以避免的错误政策。撒切尔夫人在下台前夕针对欧盟发表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演说，或许在她看来并不预示着对欧盟的政策会发生任何根本性转变，但这一发言刺激了其党内亲欧洲派，也在国际商界引发了担忧。困扰着濒临下台的梅杰政府的“疯牛病”危机也是错误政策导致的结果，虽然它是由偶然因素引发的。
在政治生活中，运气扮演的角色有时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撒切尔政府因“威斯特兰事件”差点垮台，当时英国的自由市场实验很可能就此终止；在与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一次重大的军事挫折也险些引发政局动荡。玛格丽特·撒切尔像其他所有政治家一样，凭运气掌控局面，直到1990年她被保守党突然发动的政变赶下了台，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
1992年梅杰出人意料的普选胜利给了撒切尔主义第二次生命。那时选民们已逐渐接受了这一观点，即经济状况的好坏与政府如何管理关系不大，而是深受世界市场影响的副产品。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寻求将经济周期与选举周期挂钩，通过“通货膨胀和紧缩交替”（stop-go）政策使经济运行配合自身选举的需要。新右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政府作用与经济波动分离开来以影响选民判断，他们打造出一种公众文化以使政府能将经济不景气的责任推卸给世界市场。
1992年的选举结果表明，新右派的战略取得了胜利，经济表现没有引发选民对政府能力的质疑。但是这一胜利是短命的，也充满了悖论。在1993年英国被欧洲货币体系开除后，经济表现与政府能力之间存在联系已重新成为选民的共识。
对于保守党来说，选民们这一观念的回归对其会有灾难性影响。但20世纪80年代新右派制造的“经济表现与政府能力无关”的理论似乎还有市场，因为选民们对于9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也一点儿不买保守党政府的账。
英国公众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他们以前还对计划经济抱有同情心的话，现在已不再有了。但他们同时也反对不受约束的市场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他们希望政府能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基本医疗保障、免费教育、不受犯罪威胁等，以享有公民权利。他们对公共设施的私有化（比如自来水供应）心存疑虑，拒绝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市场化（比如养老问题）。他们不会接受美国劳动力的流动性，因为60%的英国成年人在距出生地5英里内的地方生活，这一比例已高于19世纪。
撒切尔主义在改变英国人这些观念方面遭受到重大失败。深深根植于价值观中的公平主义与相互帮助的思想阻止了自由市场在英国的复位。撒切尔政策所推动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使得自由市场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缺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自由市场能够生存的信仰和实践条件在1979年已弱化或缺失，到保守党失去政权的1997年就更加疲软了。自由市场在清除自己残存的势力。在英国，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自由市场引发的社会混乱激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对运动，这也部分地阻碍了自由市场实现政治抱负。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撒切尔政府进行的经济重建对英国的影响是任何继任政府都无法逆转的。撒切尔政策没有帮助英国克服长期的经济衰退，在其意识形态下制造出的“企业文化”也未能挽救哪怕一两个经济领域，比如电信产业和娱乐产业。然而，也正是由于英国持续的经济低迷，造成其对外国投资和世界资本市场的依赖，使得没有哪个政府能够扭转私有化进程，或能坚定地通过税收系统调节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
历史上著名的社会民主制度和政策已经消失，1997年5月上台的工党政府要在这一时刻肩负起推广社会民主价值观的历史使命。作为欧洲第一个战后社会民主政府，托尼·布莱尔的团队必须努力协调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这一工作必须在自由市场刻下永久印迹的环境中进行，必须在长期执政的撒切尔政府所推动的永远不可能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