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末英国进行的复兴自由市场的实验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不仅在于实施战略和取得成绩方面，还在于最终失败的方式和原因方面。一方面，撒切尔政策是一次对英国经济加入急需的现代化因素的尝试；另一方面，它也是一次依照以往成功模式重新塑造英国制度的努力。撒切尔政策的这两方面特征是密不可分的。
撒切尔通过削减工会权力，取消市政当局对议院的辖制，降低直接征税标准等重要措施打造的选举同盟帮助她接连三次赢得大选。她对英国战后共识的破坏也引发了工党内部意义深远的改组，使工党终于在1997年5月取得压倒性大选胜利后重返执政地位。
撒切尔主义起初并不是以将意识形态作为核心的政治计划的面目出现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领导的工党政府在1976年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已经开始着手拆解英国的社团主义，宣称凯恩斯经济管理政策下的充分就业是不可行的，但是由于关系到英国战后的既定决议，工党政府也只能是喊喊口号而已，无法改革英国的产业关系。
撒切尔主义起步于对英国所面临问题的局部解决方案。在其最初政策中，改革工会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玛格丽特·撒切尔认识到由政府、雇主与工会这一三角联合体组成的英国社团主义已经成为产业冲突的策源地，僵化了国家收入的分配，根本没发挥财富创造者和社会凝聚力保障者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撒切尔主义就是这一观念的注解。
撒切尔时代早期并没有被贴上一致的政治标签。实际上，“撒切尔主义”这一称谓很可能是由左翼人士发明的。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是先锋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以他为首的一批敏锐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抓住了撒切尔政府的特点，认为其对战后英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突破。
然而，在撒切尔政府倒台的前夕，一种不成熟的新右派意识形态在其政府中流行，“人头税”这样重大的政策就是它的产物，撒切尔夫人及其顾问被一群傻瓜和自高自大的人紧紧包围着，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决策圈的庇护下远离了民众和企业界的警告。她所执行的政策不仅涉及人头税，还包括更为重要的英国与欧共体关系问题，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忽略了实际需要。
1990年继任的梅杰没有改变撒切尔的政策，而只是在实施中更注重技巧。英国的铁路网络被一分为四，由四家私营公司管理，这一举动除了会增加铁路全部车辆的年金之外，不受任何欢迎，这一事件只是增加了梅杰最后一任政府的选举难度。重新构建自由市场的工程并没有随撒切尔政府的倒台而倒退，反而焕发了第二次生机。英国因而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奉行着自由市场制度。
新右派凭什么指责梅杰政府呢？英国政府的规模没有缩减，占据着与20世纪70年代一样多的国家经济资源，远远超过1945年的工党政府；撒切尔政府末期绝大多数家庭的税负都比其执政初期要高；在一些领域，比如削减工会权力方面，撒切尔虽依靠实体经济的大幅改善实现了此项政策目标，但这一政策最终也为其政治失败埋下了伏笔。
撒切尔的政策侵蚀了英国的阶级文化，而这是保守党赖以连续执掌英国政治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基础。撒切尔政府将一系列关于产业、社区和职业的政策融入一锅的做法也未能更新选举联盟，这一联盟只把政治需求放在第一位。
撒切尔强制英国制度大转型的政策一直在冒颠覆保守党这一自身政治载体的风险。通常意义上，政党在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进行彻底革命的时候，自身也不能幸免。
20世纪50年代起保守党就已开始衰落，在80年代拥有不惧任何挑战的执政权力阶段，之后其衰落势头却戏剧性地加快了，老一代党员纷纷离世，而新一代党员不能有效填补空缺。当1997年5月保守党遭遇重大挫败之时，其党员的平均年龄竟是65岁左右，这可以成为撒切尔政权辉煌岁月令人震动的后记。
尽管撒切尔夫人本人对于宪法改革一直持顽固的敌视态度，但英国政府机构在巨大的变化面前已无法独善其身，撒切尔政府顺应时代要求推出政府改革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包罗万象的中央集权措施。正如戴西
（A. V. Dicey）在对19世纪放任主义起源的分析中指出的：“放任主义的虔诚信仰者发现要达到他们的目标，对政府机制进行改善和加强是绝对必要的。”
这不是英国独有的反常做法，而是在一种全球悖论下某一地区作出的正常反应。在正常历史进程中，市场嵌入社会生活中，限定于发挥中介作用，且受到社会习俗和惯例的制约。在这些中介机构中，工会和职业协会一直处于个人与市场的中间位置。而建设自由市场则需要削弱或破坏这些社会制度，从而为挡在全球消费者面前的特殊生产商的利益铺平道路，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对那些强大的中介机构发起战争，并击败它们。
撒切尔时代英国政府的集权政策并不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政策，而是建设自由市场工程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