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主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阴差阳错地回归到政治生活中，但只是昙花一现。为阻止不断下滑的生产力以及缓和英国社团主义社会和产业上的冲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6年对英国经济进行了干预，这一干预迅速解除了战后英国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共识，变革运动随着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上台达到顶峰。
撒切尔政府摸准了时代脉搏，适应了英国发展的部分要求。在执政早期，保守党完成了工党不能完成的拆解英国社团主义的任务，这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是对特殊国家困境所采取的这一必要应对措施却退化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撒切尔夫人因此成为全球自由市场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她采取的政策被全世界竞相效仿。
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执行的放松管制和市场化政策很可能面临与19世纪英国自由市场制度同样的命运，但是现在比过去更难调控社会为推行自由市场所付出的代价。各国政府驾驭经济的整体水平已大不如从前。如果社会市场能够幸存或得到重建，它们需要在更为灵活的全新制度下运行。
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不断扩大的经济鸿沟威胁到自由市场的政治稳定。很难判断当今全球市场依赖的以美国为首的大国俱乐部能否经受住全球经济漫长衰退期的考验。最近出台的防止灾难蔓延的危机管理政策现在看来仍是不够的。
当今全球经济体制的垮塌正是现行政策造成的恶果。那些认为重大政治错误不会重演的人还未领会一条深刻的教训，即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乌托邦社会实验的中途，我们能够预知它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