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这一救助系统至少适用于10%的英国人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法案才失效。
《济贫法》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将应对风险和不幸的责任由社团转移到个人，并迫使人们接受市场确定的任何工资标准。在20世纪末许多国家的福利改革都重申了相同的原则，这些改革对重新规划自由市场机制提供了支持。
在新右派时代，如同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一样，先前施行的福利制度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必须对之进行改革。19世纪依据当地标准对工资实行补助的福利系统派生出许多救助流浪人员的机制，事实证明是可持续的。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贝弗里奇派”福利国家的制度不再适用于最新的家庭和工作模式，日益使贫困变得机制化而不是去消除它。新右派政策制定者发现了福利系统面临的这一危险，通过修改福利规章来应对自由市场时代的需求。
在19世纪中叶，与《济贫法》改革同等重要的事件就是消除阻碍市场决定工资的立法行动。大卫·李嘉图阐述了老牌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正统观点：“工资应反映市场竞争的公平和自由度，永远不能被立法干涉。”
正是在这一关于放任主义的权威论述的推动下，于14世纪黑死病瘟疫之后制定的《学徒法》（Statue of Apprentices）被废除，其他一些对工资进行限定的法律也于19世纪30年代前走向终结。甚至于1833年、1844年和1847年的《工厂法》（Factory Acts）也极力避免与放任主义正统学说产生任何正面冲突。“雇主和雇员自由签订合同的原则必须得到尊重，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受到任何直接的立法干涉……关于此规定的争论或许还将持续半个世纪，虽然此规定日益受到质疑，但不干涉的原则仍然不容侵犯。”
19世纪中叶英国在建立自由市场机制的过程中采取了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取消农业保护，建立自由贸易制度；改革《济贫法》以强制穷人工作；废除政府任何干预工资的做法。这些关键举措在19世纪30年代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起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制度，成为之后所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模板。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也采取了上述三项措施，即改革福利制度，让穷人努力去找工作；废除工资管理机构和其他调控收入的做法；向全球自由贸易敞开国内市场。这些举措是该时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基础。建立自由市场制度的核心就是建立起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英国、美国、新西兰、墨西哥等一些国家通过国际金融机构采取了对劳动力流动的整体调节措施，以达到自由制度所要求的劳动力像其他商品一样自由流动的目标。
从很多方面来说，19世纪英国建立自由市场制度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这一制度在独特的、幸运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运行了一段时间，取得了一定成绩。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像英国那样尝试建立自由市场制度。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工程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该工程一样，如果不是伴随大规模经济流动和技术革新的历史趋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建立自由市场制度的治国政略促进了英国一个世纪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虽然市场交换古已有之，且市场经济已经在英国存在了几百年，但只有在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出现后，英国才建立起市场型社会。
卡尔·波兰尼指出：“最终……由市场控制整个经济系统成为整个社会组织最为重要的变化，这意味着社会运行成为市场的附属物，不再是经济体系镶嵌在社会关系中，而是社会关系镶嵌在经济体系中。”这里波兰尼对两种社会作了区分，其一是在市场交换框架内包含所有经济活动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经济领域与社会其他领域密不可分；其二是市场自成独立王国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市场发挥独特作用，独立于社会其他领域。
在前现代传统社会中，价格通常具有与契约同等重要的地位，许多货物不能买卖，物物交换只能在当地和亲戚朋友间进行，“市场”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化机构，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市场”。
而在市场型社会中，不仅经济活动有别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活动，而且还发挥着调节甚至主导整个社会的作用。在现代化初期西北欧的几个国家里，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把国民从中世纪残余社会习俗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然而除此之外，没有国家建立起自由市场的社会制度。欧洲大陆国家有市场经济但没有市场型社会，直至今天仍是这样。
波兰尼注意到，市场型社会的出现不是偶然或是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政府不断设计和系统地政治干预的产物。
将相互孤立的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又将其培育成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19世纪，有人天真地认为这一进程是市场自然扩展的结果，他们没有意识到将市场升级为能够自我调节的系统并不是市场与生俱来的功能，这是在对社会有机体进行有效的人为刺激和推动下实现的，目的是适应机器化大生产的需要。
我们必须对波兰尼上述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作出修正，为此，我们需要对19世纪初英国独特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很早就形成了高度个人主义的财产私有权文化，土地一直被当做商品交易，劳动力一直能四处流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封闭的乡村生活在英国很少见。英国的家庭也有别于前现代国家的宗谱家庭，而更接近于现代核心家庭。总之，英国不像其他19世纪欧洲国家那样还停留在农业社会。
有鉴于此，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他指出：“经济人类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是错的，它认为英国16~19世纪的‘大转型’是从一个没有市场的、纯农业的经济活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拥有现代市场的，具有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分离的社会。真的是这样吗？”艾伦继续写道：“这一观点在卡尔·波兰尼的著作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亚当·斯密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搭建起经典经济学框架，确信自己发现了普遍而永恒的真理。波兰尼则认为亚当·斯密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逃避了现实，指出这种不受社会习俗影响、没有政治和社会需求的经济人当时不可能存在，只是后来才出现的。但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也是对的，而波兰尼是错的，因为在亚当·斯密写作之前，‘人类经济学和市场型社会已经在英国存在几个世纪了’。”艾伦最后总结道：“尽管如此，波兰尼敏锐地观察到亚当·斯密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写作，这一点是对的。要知道英国在很多方面可能早就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所有农业文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