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叔叔其实是有备而来的，他从衣服的夹层里抽出一面红色的旗帜，认真地铺展在桌上，对我们一字一顿地说：“跟着它！”这是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但二哥哪里认识，他问：“这是什么？”罗叔叔笑了：“你连这都不知道，这说明我的宣传工作没做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罗叔叔，你是共产党员吗？”我们都问。
“是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
罗叔叔第一次对我们公开他的秘密身份。
尽管家里早有这种猜测─罗叔叔是共产党员，但是真的在眼前得到他本人这么活脱脱的证实时，我们还是备感震惊。事情来得实在太突然，我们没有表态，而罗总编心里似乎有的是说服我们的底气。这件事就像一个急于想出嫁的姑娘遇到了求爱者，结局是笃定的。就这样，当天下午，我们进了山，去了墓地，当着父母亲的英灵，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最后，罗叔叔对我们说：“从今后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战友情比兄弟情还要深，贵就贵在今后我们要生死与共、志同道合，为了一个主义-英特纳雄耐尔-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来，现在我们把手放在一起，你们跟着我说，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日寇必败！中国必胜！”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1938年6月20日。
一个月后，我们三人先后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次党组织活动：长江七组的成立仪式。会议是在赵叔叔的轮船上开的，与会的有罗叔叔、赵叔叔、郭阿姨，我们兄妹三人，还有罗叔叔的司机，共七人。今后我们就是一个小组，罗叔叔是组长，赵叔叔和二哥是副组长。在这个会上，二哥把他从老家猪圈里挖出来的宝贝：九只金元宝、十根金条和一块金砖，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罗叔叔问了我和阿牛哥的意见，我们也表示同意。罗叔叔拿出一只金元宝，对我说：“这一只你留着，是你父亲给你的嫁妆。”
我不要。罗叔叔和大家都执意要我收下，于是我就收下了。然后罗叔叔又拿出两根金条交代二哥，让他去开办一个公司。二哥是有做生意天赋的，后来他就是靠这两根金条启动做了生意，当了大老板。
阿牛哥留在船上，做了赵叔叔的帮工，我呢，罗叔叔把我安排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基本上隔十天聚一次，再次见面时，我和二哥、阿牛哥居然都没有马上互相认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全新的身份、异样的穿着：阿牛哥是船夫的打扮，赤膊，折腰长短裤，一块脏毛巾搭在肩头，像煞一个船工；二哥在人中蓄了一字胡，西装革履，扎领带，戴着金戒指，俨然一个阔老板；我扎着一根独辫子，穿着蓝印花布斜襟衫，朴素的样子像个刚进城的乡村姑娘。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二哥给阿牛哥搞来了一支英国人造的小口径步枪，据说射程有五六百米远。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二哥又带来了一支长枪，这是一支改造过的狙击步枪，德国出产的，配有望远镜。就在这次会上，罗叔叔第一次给阿牛哥下达了任务-暗杀二哥曾经的好友杜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