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黎起义[6]
（一）一场要避免而未能避免的起义
巴黎起义是在华沙起义之后半个多月举行的。从盟军的全盘战略考虑来说，这是一场必须避免的起义。
巴黎无论对德国方面还是对盟国都极其重要，解放巴黎，无疑会极大地鼓舞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然而，以下原因使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解放巴黎：一是过早进攻巴黎势必与决心死守巴黎的德国人发生激烈巷战，这既使横扫法国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极大的城市争夺战，又将冒毁灭这座世界名城的危险；二是过早攻占巴黎后盟军要承担的民政责任对部队作战能力造成严重限制，并且供应巴黎两百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耗费掉部队大量油源，必使进军莱茵河的首要目标严重受挫。而巴黎的毁灭、部队作战能力的受限和拖延向莱茵河进军，都是决不允许发生的。最高统帅部拟定了一个可以避免在巴黎打一场破坏性巷战、可以把军队推进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坦克地带、可以节约宝贵汽油的“解放巴黎”计划。这一从南北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的计划至少要到9月中旬才能完成部署。但如果巴黎发生起义，整个部署将被打乱。为避免出现这种意外，艾森豪威尔向总部在伦敦的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
可巴黎人早已急不可耐地要摆脱德国占领。尽管华沙烧成一片火海的消息震惊了巴黎，但当美国军队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登陆后，巴黎人要采取行动洗刷四年被占领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止。当推迟解放巴黎的指令送达国内抵抗组织时，起义准备已经就绪。抵抗组织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情况陡然间复杂起来。
法国同波兰一样有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但不同于波兰抵抗运动的团结和统一，而是存在多个派别。虽然有“法国国内部队”这一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在伦敦协调关系，但各派自成体系，有不受联合组织控制和约束的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协调工作极其困难。其中，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是抵抗运动中拥有最强武装力量也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戴高乐创立的“自由法国”是法国最早的抵抗组织。1940年6月贝当投降，7月在维希成立与德国合作的伪政权。维希政权还未成立，戴高乐就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并创立了“自由法国运动”，在伦敦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法国刚被占领，有组织的国内抵抗运动就出现了。此时，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共没有参加反对德国的斗争。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法共才加入反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共产党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给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年努力，法共影响迅速扩大。两大派别只有在反对德国占领上是共同的，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政治目标上更是相互敌对，而法共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接受莫斯科指示，这也加深了二者的对立。由对付德国占领所掩盖的双方矛盾，在法国临近解放之际便尖锐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