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作为时代先声和百姓心声的文学
——2000~2011年中国纪实文学概观
李朝全
“纪实文学”这种文体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司马迁便写出了纪传体文学史学巨著《史记》，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纪实文学的雏形。现代意义上的纪实文学出现于1920年代，以瞿秋白《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为代表，1936年夏衍《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作品的涌现，标志着中国现代纪实文学已经步入第一个成熟期。1949年以后，纪实文学在文学领域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1950年代“干预生活”创作潮中，纪实文学都有突出的表现。1960年代初则以一批颇具特色的通讯特写引起社会一次次的热烈关注。1977年以后，以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引起社会轰动的短篇纪实文学，引领了文学变革和时代变革的先声，也为纪实文学这一文体的自足与自立奠定了难以撼摇的坚实基础。到了1980年代，纪实文学茁壮成长“蔚为大国”，迎来了一次猛烈的“井喷”，大批优秀作品接连涌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逐步发展，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往上上溯至1990年代末），随着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地位和文学自身的格局、面貌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纪实文学这种特别重视时效性、新闻性和信息性的文体，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并在阵痛中发生着如蝉蜕翼般的嬗变与新变。但是，其作为时代忠实记录者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却从未改变，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书写、对于时代新声的引领和对于百姓心声的抒发，从未松懈，更未停住脚步。
一、文学生态环境对纪实文学创作的影响
1990年代末以来，文学生态环境剧烈变动，对纪实文学产生了严重冲击。从此，纪实文学失去了经常性的轰动效应，丧失了以往的作品容易畅销的模式，好景不再。随着以网络、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推进，现代传媒迅速延伸，物质精神消费模式日趋多样化、多元化和分层化，包括纪实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开始从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走向常态位置，——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基础，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惊呼文学边缘化，甚至高喊“文学死了”、纪实文学已死。这些看法和论断均失之偏颇，不能客观正确地判断文学地位的变迁。
遵循市场经济的全新法则，伴随着读者阅读期待的转移和改变，纪实文学的读者开始不断分流。这种文体真正遭遇了一个“读者选择”与“选择读者”的新课题。如果说，在此之前，纪实文学是不愁没有读者或读者太少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它已不能不考虑寻找读者、定位自己的阅读对象，不能不关注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期待，亦即高度重视读者选择。读者的阅读选择对纪实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催使其在题材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较大调整，要求作品的内容主题新鲜有趣，具备史传性、思想性及社会效应。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描写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的深度报告，那些干预现实的社会问题报告，那些关注现实生活中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重大题材报告，那些重在解密历史档案、披露史实内幕的历史纪实，那些有较大影响人物的传记，等等。读者的阅读热点同时也演变成了纪实文学作家创作的热点。从这个角度来说，阅读推动着创作，读者改变着作者。
网络普及，文学网站遍地开花，影视、多媒体娱乐、电子数字化消费等日渐占据人们精神文化消费的主流，浅阅读、图像阅读、轻松阅读、消遣娱乐化阅读，逐渐成为人们日常阅读的主流。现代传播媒介的兴盛，从根本上改变了纪实文学的采访创作方式、发表出版形式、传播消费模式，为其创作、发表、传播等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迫使其必须积极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主动借助和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大众媒介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升自身的价值。从而推动纪实文学主动寻求被改编成影视、视频、广播节目，借助电台连播、荧屏银幕放映，利用网络平台推广，转化为电子书、网络书等，实现自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创作主体兴趣的转移和选择的演变
因为文学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人们阅读兴趣的转移，纪实文学作家的创作兴趣和创作选择也在逐渐发生位移，从而给纪实文学的整体面貌带来了很大改变。部分有高远文学理想和追求的作家，注重纪实文学的社会担当、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创作堪以留世、能够传世的精品杰作意识更为鲜明强烈，坚守创作底线，写己所欲，重视跟踪历史性重大事件和题材，重视作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史志史传价值和审美价值。
首先是著作化、长篇风盛行。像1980年代那样精短强悍有力的短篇纪实文学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长篇纪实文学，是一部部可以藏之馆阁的图书著作。多数纪实文学作家更倾向于写在他们看来或许可以更好地赢取读者、更多地赚取稿费、更有可能流传下去的书，由此造成了纪实文学长风不止，乃至作品越写越长出现“注水作品”的情况。有些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的作品的确需要较长篇幅，但多数长篇纪实文学的篇幅都可以大大压缩，文字都有进一步精简提炼的较大空间。纪实文学的著作化和长篇风，反映出创作主体对于作品阅读价值、经济价值和传世价值的巨大忧虑。
其次是史传著作成风。一方面，读者对阅读历史著作、人物传记确实怀有较大兴趣，另一方面，史传著作通常具有多方面的较高价值，特别是那些披露历史细节情节、揭示鲜为人知的史实、有着独到思考见解的作品，更是具备独特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因此，2000年以来，“长篇历史纪实热”、“名人伟人传记热”等，层出不穷，大行其道，风靡一时，既受读者欢迎，亦受创作者热捧。
其三是创作艺术上不断砥砺、精进。在泛阅读时代，纪实文学要想赢得读者、还能赢得读者，基本上不能依靠新闻性，而主要地需要仰赖艺术性（文学性）和思辨性。纪实文学作者对此大都意识清醒，都能自觉地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上努力提升，强化作品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深度，密集作品的思想力度，提高作品的艺术浓度。多数纪实文学具备政论性、思辨性，把写作重心放在记事写人、作史立传上，注重综合运用人物刻画、情节细节、小说化叙事、诗意或散文化笔法等，增强作品的艺术性。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环境逐步完善，社会法制意识普遍提高，纪实文学的采访成本提高，难度加大，创作风险增加，作家自主选择题材和采访对象的自由受到很大抑制。不少作家作出了避重就轻的选择，即选择那些较易采写的内容，乃至钻进故纸堆里，主要依靠书面材料，从文字到文字，从史料到文学进行再加工再创作。纪实文学是行走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文学，需要靠实地采访积累素材才能写出好作品。为了降低采访成本及难度，更多的作家接受了“要约写作”，要约写作之风盛行。要约写作就是应某些部门、机构、组织或企业、个人的约请，专门撰写指定题材、内容或对象的作品。通常由约请者支付采访费用，负责出版推广并付给作者较丰厚的报酬。这种利益驱动机制驱使下写出来的作品，有时容易演变成纯粹的“记功簿”、“表扬稿”，乃至沦为“有偿报告”、“广告文学”。要约写作对于纪实文学而言，不啻是一把双刃剑。
事实上，多数纪实文学作家遭遇了“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创作基本问题的困扰。作家选择，往往降到次要地位；“选择作家”——题材、对象选择作家的主动性反而常常上升到主导位置。作家的写作，更多的是“被选择”，是由题材或约请者决定的。作家主体能动性和选择空间受限，“选择作家”成为一种常态。“题材决定创作成败论”盛行，作家常常都在追着题材跑，一窝蜂地“抢题材”，“捡到篮里都是菜”，出现了不少追风、跟风之作。
而在“怎么采”、“怎么写”问题上，除了有些作家一味地钻进历史档案和史料中去翻找资料、翻炒旧饭外，还有些作者不再通过实地采访，而是通过网络、电话、视频等途径和方式来搜集素材。出于抢抓题材、增加报酬和经济收益等方面的考虑，作者需要快出多出作品，下大力气采写和打磨的作品越来越少，速成、“速食化”作品日渐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