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新印度,老印度-现代化的多面性(14)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泰米尔纳德爆发过一场关于使用童工的争论。当时,人们发现斯瓦卡斯镇的各家火柴工厂雇用了大量童工。由于这些工厂属于家庭手工业,因此劳工法对它们的限制较为宽松。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瑞典企业温科公司(Wimco),其生产基于现代机械,使用劳动力较少。温科公司抱怨说当地实行着不公平的劳工法,一场争论随之而起。在这场争论中,几乎每个人,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活动家,都联合起来反对这家外国的跨国公司。最终,对温科公司用于资本密集型生产线的进口机器,政府加重了关税。而童工现象依然继续。当发生冲突时,来自政界的各派人物,包括甘地主义者,抵制外国资本都比反对童工更甚。

在印度,由于对于使用童工的情况没有严格定义,很难准确估计童工泛滥的程度。较大的估计数目是4 000万,这应该包括帮忙照看家里的商店,以及早晨为家里挑水(通常要走很长的距离)的孩子。②而至少被第三方,如火柴制造商、印度雪茄制造商、黄铜器打磨商和地毯业中间商等间接雇用的童工大约有1 000万。另一种估计童工数目的方法,是考察学校旷课的人数,大约也是4 000万。这几个数字无论取哪一个,都令人触目惊心。

儿童文盲和童工息息相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只有消除贫穷,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问题会自行消失。10余年前,迈隆·维纳曾写过一本极具震撼力的书《印度的儿童和政府》(The Child and the State in India)。他在书中指出,印度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儿童文盲和童工是贫穷的结果而非原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许多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都曾实行过义务教育。维纳举例说,在德国,马丁·路德提出所有人都有通向上帝的无尚真理的权利,在这种新教教义的影响下,早在1524年,德国政府就已经推行了儿童义务教育。出于同样的原因,1647年,马萨诸塞州政府也对儿童实行了义务教育。1872年,日本为了赶上西方国家,将教育视为强国的关键途径,也推行了同样的政策。而苏联为了创造“社会主义新人”,也是从学校教育入手。③中国也在实行类似的政策,它的识字率超过90%,而印度不足65%。

维纳指出,印度的文字工作都做得冠冕堂皇:颁布了严厉的法律,并在1950年《宪法》中高调写入有关儿童权利的规则。然而,这些法律一旦进入实行阶段,各机构又普遍表现出漠不关心。与此类似,印度虽然早就规定某些嫁妆习俗、不可接触制度和童婚违法,但时至今日这些现象依然颇为盛行。正如我们所见,其中一些问题,如嫁妆习俗,则显得更为严重。维纳将这些法律归结为:“一种现代护身符,只能希望文字本身的魔力发挥作用。”几百年前,来到印度的外国学者,如阿巴儒尼和法显,就曾注意到婆罗门“言”胜于“行”的倾向,有时甚至认为二者没有区别。维纳还强调指出,虽然高种姓精英阶层承认所有人机会均等,然而一旦到实践中,他们的所做与所言就有天壤之别。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简明扼要地将其归结为:“这个国家已经将《薄伽梵歌》的寓意内在化,即认为只有意向重要,不问结果。”①印度教哲学曾产生过世界上最成熟的抽象思维,举世闻名,但是它从未创造出一个马丁·路德。按照传统,低种姓阶层从不允许阅读印度教的古典经籍。这种传统依然徘徊在今天的印度,否则将如何解释一个在两代人之前就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现在还能容忍每天有近4 000万的孩子旷课呢?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