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份报告并未立即得以执行。虽然政府迅速实施了达拉谟伯爵的主要建议—联合上、下加拿大，以减弱法国人对前者的影响—但是直到1848年，他们才引入了责任政府制，而且只是在新斯科舍省实行，1856年才在加拿大的大部分殖民地实行。但此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吸收了这一思想，并开始向责任制政府的方向迈进。到19世纪60年代，所有白人殖民地政治权力的制衡格局已经改变。总督更多只是一个象征性角色，是日益退化为象征性角色的王室的代表；实权落在了殖民地民选代表的手中。
“责任政府”成为大英帝国统治与自由理念相妥协的一种方式。达拉谟伯爵报告的意义在于，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南非人的愿望—这些愿望与18世纪70年代美国人的愿望并无二致—完全可以诉诸独立战争之外的方式实现。从此以后，无论殖民地人民想要什么，他们的要求通常都能得到满足。比如，当澳大利亚人要求停止将罪犯流放到这里时，伦敦方面妥协了。1867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往澳大利亚的罪犯流放船了。
因此，在奥克兰不会出现第二次莱克星顿之战；堪培拉不会出现第二位华盛顿；渥太华也不会出现第二部《独立宣言》。当我们阅读达拉谟伯爵的报告时，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惋惜。如果美国殖民者在18世纪70年代呼吁责任政府时能够如愿的话，或者说，如果英国人能够不辱没他们所标榜的自由的话，那么独立战争就不会爆发，可能也永远不会出现美利坚合众国。而当千万名英国移民背上他们的行囊时，他们可能会选择加利福尼亚，而非加拿大作为他们的目的地。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