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国家—最典型的是日本—曾有意识地、自主地仿效这个体制。更常见的情况是，欧洲体制主要通过武力，确切地说是在枪炮的威逼下被强制实施的。从理论上说，全球化有可能在多边合作的国际体系中自发形成，就像科布登所设想的那样。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某个霸权国家推崇经济自由主义的话，它也完全可以强制推行。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就是我所能想到的这样一个例证。
今天，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的主要障碍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内战、法制落后和腐败的政府，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许多国家几十年间的贫困；第二，美国及其盟国不愿意传播及实行自由贸易，或是不愿意从自己丰富的资源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经济援助计划。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英帝国在其存在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不是全部时期），都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力量，在世界近1/4的疆域中强制推行自由贸易、法治、投资保护和相对廉洁的政府。大英帝国还秉持“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理念，大英帝国还在它的正式版图以外受其经济影响的地区，做了大量工作以推行这些体制。因此，乍看起来，许多似是而非的例证表明，帝国的建立改善了全球的福利—换句话说，帝国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
我们当然可以对大英帝国提出很多指控，我们在下文中还会对此有所提及。我不会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样宣扬，认为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不仅在意愿上是最纯洁的，而且在行动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仁慈的”，我也不会像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那样，认为“大英帝国是我们曾见过的天底下最伟大的福祉创造国”；我更不会像施木茨将军那样，宣称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赋予人类自由的最大体系”。事实上，帝国从来就不是那么无私的。相反，在18世纪，英国人曾经热切地寻求占有和剥削奴隶，就如同他们后来同样热心地消灭这一制度一样。英国人在当时长期地实施着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政策在今天看来格格不入。当帝国的权力受到挑战时，印度是1857年，牙买加是1821年和1865年，而南非是1899年，英国人的反应是十分残忍的。当大饥荒来袭（爱尔兰是19世纪40年代，印度是19世纪70年代）时，他们却熟视无睹、漫不经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应该遭受谴责。甚至当他们对东方文化表示出学术兴趣时，他们或许也会在此过程中微妙地诋毁和破坏这种文化。
但是，迄今为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在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比19~20世纪的大英帝国做得更出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比大英帝国更热衷于向全世界强行推广西方的法律、秩序和统治模式。然而，把这一切都描述为“绅士资本主义”，似乎不足以体现大英帝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正如那些批判英国在海外的统治“表面开明”（实际等级森严）的观点，往往都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美德，即它在当地高度清廉的行政管理一样。显然，并非只有我的家庭从这些品质中受益。
人们很难认可大英帝国的功劳，他们认为这些功劳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并不这么看待大英帝国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这有可能会让我们有所启发。但是，尽管我们有可能想象得出，没有法国大革命或者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会如何演变，但是如果想象一部没有大英帝国的虚拟现代史，可能还需要费些周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