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假说可能的情况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要求更多的政治话语权，这种情况也常见于西方历史。中国曾是一个农村社会，1990年，3/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今天45%的人口为城镇居民，而且该比例到2030年可达70%。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在城镇得到迅速发展，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普及更让他们首次自发地组织起横向关系网络。
第四种假说，也是中国发展中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它可能激怒周边国家，促使它们倒向现在更注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与美结成盟友，以求制衡。中国现今一些举动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不满。如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关系有所恶化，日本扣押了迷航的中国渔民作为报复。但是这些摩擦还不足以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虽然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底对印度和印尼的访问耐人寻味，但是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外交大门后，要摒弃这一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对现任的这位44届总统来说似乎还很遥远。
“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令人痛苦的。为了抵制德国的崛起，英国付出的代价的确太过惨重；而当它默默地成为美国的小兄弟时，情况就要容易得多。美国对中国是该遏制还是该容忍呢？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普通民众和总统一样不知该如何抉择。在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超级大国”，但46%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许多西方评论员都认为，苏联解体之后，适应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已是非常困难。“冷战”持续了40多年，苏联未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尾声。这一次，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来自东方的挑战真真切切。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不再是学徒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实现似乎还很遥远，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在过去500年中总是青睐于西方的运势即将发生转变。当一个文明开始衰退，另一个文明就会兴起。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两种文明是否会发生冲突，而在于当一方文明衰退时，它是否会就此彻底沦亡。
从兴都库什山脉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撤军预示着苏联的衰败和瓦解。苏联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和1991年的解体是历史的重要一页。当时的这些事件，和5世纪那些远古往事一样，再次提醒我们文明并不遵循从出现、兴起、全盛再到衰败和消亡这种循环的、可预测的生命周期规律。历史学家们习惯对覆亡的过程进行慢动作回放，并究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事实上，文明的运转就像任何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复合体，它可以在一段未知的时期内保持平稳，但随后非常突然地崩塌了。再来套用组画《帝国的兴衰》的作者托马斯?科尔的名词，从全盛时期经毁灭时期直至衰亡时期的变迁历程，不是渐进式的，而是非常突然的。对这种复合体的崩塌，一个比较贴切的视觉阐释是一张旧海报，这张海报曾在大学宿舍中风靡一时，海报上是一列破墙冲出维多利亚火车站的火车，头朝下翻倒在街道上。一个刹车故障或一个打瞌睡的司机就会带来毁灭。
有什么可以让西方文明免于这种灾难？我们不必太过宿命论。诚然，那些曾让西方称雄的撒手锏已经不再为我们所独有。中国有了市场经济，伊朗有了科学，俄罗斯有了民主，非洲（慢慢）掌握了科学，土耳其有了消费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模式的凋敝，相反，这标志着它的四面开花，只有在少数地方西方文明仍受到抵制，现在越来越多的非西方人在睡觉、沐浴、着装、工作、娱乐、饮食以及旅游等生活习惯上、也在向西方人靠拢。此外我们也看到西方文明并不是单一片面的，它囊括了方方面面。它既包括资本主义，也包括政治多元化（多个国家和多个权威机构）；它既包括科学方法，也包括思想自由；它既包括民主，也包括法治和财产权。
当然西方文明远非完美，它也曾在历史上犯下过错误，从帝国主义的暴行到消费社会的陈腐。其强烈的实利主义遗留下各种利弊参半的后果，特别是弗洛伊德鼓励我们要沉溺于其中的不满情绪。它还失去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尤为推崇的节俭和节制。
然而，西方文明在解决21世纪将要面临的问题上，仍能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在过去500年间，在发现和培育埋藏在分布曲线右尾尾梢上的人才方面，没有哪种文明做得像西方文明一样出色。关键是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到这一文明的先进性。一种文明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最根本的意义不是其中心的宏伟大厦，也不是他们建立起来的运作流畅的体制。究其核心，文明就是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它为学生所吸收，并在身处困境时能再次被想起。中国的文明曾建立在儒学文化的传承上，伊斯兰文明则有《古兰经》作为基础。而西方文明又是基于怎样的文本，来坚定我们对自由人类无穷力量的信心呢？鉴于我们的教育理论家对正规知识及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多有诟病，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更好的教育呢？或许对西方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伊斯兰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是我们对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文明丧失了信念。
我们的文明不只是（伍德豪斯玩笑中的）业余演出的对立面。丘吉尔在阐述“（西方）文明的中心原则”时抓住了它的要义，即统治阶级要服从人民的习俗，要服从体现在宪法上的人民意愿：
（丘吉尔问道）为什么各国不能在一个更大的体系内联合起来，建立法治，让全体人民一同受益呢？这当然是个崇高理想，我们也应为之鼓舞……
但是空喊一些堂皇的口号毫无意义，除非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美德和气概，是科学和力量，最后，是对权力和正义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