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城不仅在权力方面与国王竞争。在城市内部同样也存在竞争。同业公会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时期：织布工公会最早可追溯至1130年，面包师公会可追溯至1155年，鱼贩公会可追溯至1272年，金匠公会、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和皮革商公会可追溯至1327年，布匹商公会可追溯至1364年，绸缎商公会可追溯至1384年，杂货商公会可追溯至1428年。这些同业公会或行会在各自所属的经济领域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而且他们还拥有政治权力。爱德华三世声明自己是亚麻军械士公会（后来叫“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的“会员”，这算是承认了其政治权力。到1607年，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吸纳了很多过去或现在的名誉会员，包括7个国王和1个王后，17个王子和公爵，9个伯爵夫人（女伯爵）、公爵夫人（女公爵）和男爵夫人（女男爵），200多个伯爵、勋爵和其他乡绅以及1个大主教。那“十二大同业公会，按级别高低排列，即绸缎商公会、杂货商公会、布匹商公会、鱼贩公会、金匠公会、皮革商公会、兼售衣料的裁缝店公会、零星服饰用品商公会、烟贩公会、五金商公会、酒类批发商公会和布工公会，可以提醒我们伦敦工匠和商人曾具有的影响力，即使他们现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都是仪式性的。在他们竞争激烈的时期，他们相互之间可能爆发战斗，也可能共赴酒宴。
除了其他因素，在公国之间、国内甚至国内的城市之内，存在的多层级的竞争情形，有助于解释欧洲机械钟表的技术发展和快速传播。1330年，沃林福德的理查德就已经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十字教堂下方的墙上安装了一个技术极为先进的机械钟，可以显示潮汐、月亮和某些天体的运动状况。在15世纪时，发条驱动、具有报时的独特功能的时钟淘汰了原来的钟表，这种时钟不仅比中国的水钟计时更为准确，而且它们被广泛传播使用，而不是被欧洲的天文学家所垄断。因此，如果一个城镇在其教堂之巅安装了一架精美的新针盘，用不了多久，其最近的对手就会觉得有必要效仿跟进。如果新教的钟表制造者在1685年的法国不受欢迎，那么瑞士就会高兴地接纳他们。而且，与军事科技一样，竞争会孵化技术的进步，因为工匠在修理摆弄的过程中，对产品的精确度和美观所作的改进虽小，却在不断积累和改进。在耶稣会员传教士利玛窦将欧洲的钟表于16世纪晚期带到中国时，这些钟表的技术和质量比东方钟表高很多，这让东方人在接纳时也颇有些丧气。1602年，在万历皇帝的要求下，利玛窦在米纸上绘出了一幅美观的世界地图，将中国定位于地球的中心位置。然而，他一定知道，以技术衡量，中国如今正在向全球边缘漂移。
因为钟表在计时和装置工作的协调方面所获得的更大精确度，钟表及后来便携钟表的兴起便与欧洲及西方文明的崛起相伴而行（可以这么说）。随着计时器逐渐进步，东方的优势时代也在逐渐走向终点。
与欧洲那张修修补补、五颜六色的“被子”相比，从政治上看，东亚至少是一张巨大的、单色的“毯子”。当时中国中原地区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北方彪悍的蒙古人和东方的倭寇。自秦始皇——通常被称为中国的“始皇帝”（前221~前210年在位）——时代以来，来自北方的威胁一直更大，需要投入巨资构筑我们今天所知的“长城”来抵御威胁。在欧洲，从哈德良时期直到埃里希?昂纳克时代，一直没有建造任何与长城有一点可比性的工程。在规模上堪比长城的是灌溉中国可耕土地的运河和沟渠系统。马克思主义者、汉学家卡尔?魏特夫将其视为“水利官僚政治”式的、东方专制下的、最重要的产物。
北京的紫禁城是统一的中国封建政权的又一个贡献。为了大致了解其巨大的规模和独特的风格，来访者应沿着太和门步行前往太和殿，经过皇帝的休息处中和殿，然后到达举行殿试的保和殿。看来十分明显，“和”与帝国政府永不分裂的思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与长城一样，在15世纪的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建筑可与紫禁城媲美，伦敦更不用说，因为伦敦权力分散，分别掌握在国王、世俗和宗教贵族以及国会下院手中，此外，伦敦金融城和同业公会也集中了部分权力。掌权人（机构）都有其宫殿和大厅，但以东方标准论，规模都很小。同样，中世纪的王国是土地业主继承人和神职人员共同管理的，他们基于国王的宠爱而被选为管理人（往往可以被无情地抛弃），而中国则是从上至下由儒家官员来管理，这些官员是从最为苛刻的考试体系中选拔出来的。那些渴望以效力帝国为职业的人，必须在专设的考试中心接受让人身心疲惫的三个阶段的考试，那种考试中心如今在南京仍然可以看到：有墙壁、相互连接的大型建筑，里面是成千上万个狭小的独立空间，比火车上的卫生间大不了多少。
这些由砖头砌成的狭小隔间（一位欧洲旅行者这样写道）大约长1.1米，宽1米，高1.7米。里面有一个石头桌子，一个石头凳子。在长达两天的考试中，考生都处于驻守在瞭望塔上的卫兵的监视中……考试期间唯一可以活动的是服务人员，他们可来回穿行，为考生补充饮水和食物或清除人体排泄物。如果考生疲倦不堪，他可以展开床具，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略作休息。但是，如果他旁边的隔间灯火通明，这十之八九会迫使他再次握起毛笔……在这种压力环境下，有些考生彻底疯了。
毫无疑问，在鞋盒式隔间中经过三天两夜的奋战后，最有能力——而且可以肯定，动机最强——的考生过关斩将，通过了考试。由于考试内容侧重于儒家的四书五经，要记住多达431 286个让人糊涂的汉字，再加上要写出极为僵化的八股文（1487年后采用），所以这种考试的选拔的品质便是顺从和谨慎。毋庸置疑，考试竞争异常激烈，但这不是那种推动创新的竞争，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变革需求了。占据中华文明关键地位的书写语言，其创设初衷在于催生操守派精英，还将大众排除在他们的活动之外。与欧洲相互竞争的语言对比一下便知道，其反差已极大了。意大利语、法语和卡斯提尔语及葡萄牙语和英语不仅是精英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对于那些只接受过简单初级教育的更广泛的大众而言，也同样适用。
如孔子自己所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者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者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明朝的中国，遵循中庸者甚广，而创新之人却极为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