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益明显的事实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东方社会要想缩小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唯一的方式便是效仿日本，部分采用（虽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体制和运作模式。结果，西方文明便逐渐成为一种模版，世界其他地方都渴望以其方式实施组织管理。可以肯定，在1945年前，全球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如果利用计算机知识打个比方，即操作系统——可供非西方社会采用。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模式都起源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共产主义。
毫无疑问，紧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也探讨过以亚洲经济模式应对危机的办法。但是，就连最热心的文化相对论者也未建议，我们该回到中国明朝时代的体制。当前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倡导者之间的争论，说到底，是可识别的西方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亚当?斯密的追随者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信徒，还有少数仍然坚持追随卡尔?马克思的忠诚死硬派之间的争论。这3个人的出生地——克科底、牛津和特里尔，不言自明地说明了问题。在实践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已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如斯密所提出的，市场确定大多数的价格，决定货物的流动和劳动分工，但政府扮演了一种接近于凯恩斯所设想的角色：出手干预市场，试图平缓商业周期、减少收入不平等。
对于非经济体制而言，则没有值得争论的。在全球各地，大学机制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医疗科学组织管理方式一样，从秘密研发直到第一线的健康护理莫不如此。如今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所揭示的伟大科学真理，即使不认同这些真理，他们在发现流感或支气管炎的症状时，也会急切地寻求西药的治疗。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在持续抵制西方营销和消费模式的侵入及西方生活方式本身。越来越多的人吃的是西方食物，穿的是西式服装，住的西方风格的居所。就连西方所特有的工作方式——每周工作五到六天，朝九晚五，每年享受两到三个星期的假期——也渐渐成为通行的模式。同时，西方传教士竭尽全力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信仰，已为1/3的全球人口所接受，并在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产生了可观的效果。甚至连西方所开创的无神论思想，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每过一年，就有更多的人像我们这样购物、学习，像我们这样保持（或不顾）健康、祈祷（或不祈祷）。汉堡、本生灯、邦迪、棒球帽和《圣经》：不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无法轻而易举地避开这些。只有政治体制领域才存在巨大的全球差异。
所以说，提出西方文明的崛起是耶稣之后第二个千年的下半叶唯一最重要的历史现象的，既不是“欧洲中心论”，也不是（与之对立的）“东方中心论”。这是不言自明的观点，而此中的难题在于这是如何发生的。在15世纪后，西欧文明实力超过了从外面看来更具优势的东方帝国，此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很明显，仅靠西斯廷大教堂之美是没法给予充分解释的。
这个问题表象的回答是（如果不叫赘述的话），西方以其帝国主义扩张性统治了全球。如今，对于很多人而言，提到欧洲帝国列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仍然情绪激动，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论及罪行，这显然是事实，而且，本书也并没有剔除这些内容。同样明显的是，不同的殖民形式——通过殖民地还是强取豪夺，导致的长期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帝国并不能就西方统治世界给出充分的解释。在被马列主义所谴责的帝国主义出现很久以前，世界上就存在过很多帝国。事实上，16世纪见证了大量的亚洲帝国崛起，实力显著提升，版图大面积扩张。同时，查理五世所构想的版图从西班牙直到低地国家的大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事业失败后，欧洲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宗教改革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围绕宗教开展的战争。
对于16世纪的旅行者而言，他们几乎无法忽略其所见证的与西欧截然不同的情形。除了安娜卡利亚、埃及、阿老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和也门，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版图范围延伸至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并于1529年兵临维也纳城门。更靠近东方的地区，阿拔斯一世统治下的萨法维帝国（1587~1629年）将版图从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一路扩张，直到坎大哈；而从德里到孟加拉的印度北部则在伟大的莫卧尔皇帝阿克巴（1556~1620年）的统治之下。中国明朝有了长城的保护，似乎格外安全、平静。在万历皇帝（1572~1620年）宫殿觐见的西方来访者，几乎没人会预见到，在万历皇帝死后不到30年，这个王朝就倾覆了。弗兰德外交使节——将郁金香从土耳其移植到荷兰的那个人——在自己撰写的从16世纪5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开始记叙的传记中，曾忐忑不安地将西方四分五裂的状态与奥斯曼帝国“巨大的财富”作了一番比较。
不错，16世纪时，西方在海外的活动紧张而繁忙。但是，对于伟大的东方帝国而言，葡萄牙和荷兰船员的所作所为似乎恰好是文明承载者的对立面；如果说得难听些，那么他们纯粹是威胁着“中部王国”的最新出现的野蛮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比倭寇散发的味道更恶臭。然而，除了印度纺织品和中国陶瓷品的上乘质量外，亚洲还有什么让西方人着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