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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里的郑凡在一家外语培训学校、一家中学生精英培训学校和一家公务员考前培训班代课，每晚都有课，双休日是全天上课，每周二十六节课的工作量，是中学正式老师的两倍。想到拼一周能拼来三百多块钱，郑凡心中的那种以苦为乐、以累为荣的豪情油然而起。只是晚上回到出租屋往床上一躺时，他才发觉自己的身子像是被拆散了的一堆零件，根本拼不出一个活人来。韦丽等到半夜才等回了郑凡，睡觉的时候就暗示性地扳了扳他的肩，可郑凡生硬地说了一句：“我太累了！”话没说完，人竟睡着了。韦丽叹了一口气，然后看着图像乱晃的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爱情电视剧，剧中男女主人公恩爱地在草地上毫无顾忌地嘴对嘴啃了起来，韦丽一按遥控器，屏幕上那对快活男女就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韦丽在蜂窝煤炉里熬好了稀饭，吃饭的时候，韦丽不无嘲讽地奚落着郑凡：“你现在一个月兼职挣一千二百多，刚好够‘百安居’去年到今年涨一平方米的钱，假如我们要买一个七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的话，你得拼死拼活地白干上七年。郑凡，你知道吗，自从我们拿证后，我就没进过一次网吧，也没看过一次电影。”郑凡将碗里的稀饭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我也一样，”他竭力掩饰着内心的重创，“韦丽，我是没本事，可我一直在努力，等买了房子，办了体面的婚礼，我会给你买一部电脑，让你坐在家里上网，房间里还要装上空调，上网累了，我就陪你去看电影。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然而，这一天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到年底的时候，“百安居”三期的房价又涨了，六千四一平方，降价的传言最终破灭。郑凡和韦丽的九万多块钱，眼下只够六十多平方米的首付了。韦丽说：“我们再借一些钱，赶紧买一套七十平方的房子，不然到明年，只能买五十平方了。”
神经钻入死胡同的郑凡顽固地作出自己最愚蠢的判断：“不买。我就不信，房价能不降，这么低的收入，偷也偷不到那么多钱。”韦丽急了：“你凭什么说房价一定要降？上次要是买了，这会儿都赚了。”
为了坚定自己毫无道理的降价判断，后来郑凡悄悄地给黄杉打了一个电话：“你说中国的房价已经没有上涨的空间，可为什么又涨了呢？”黄杉在电话里说：“中国特色就是房价看起来不会涨了，但它偏偏还要涨。我在阿联酋呢，回国我们再聊这事吧！”挂了。郑凡一时没了主意，他交会刊的时候问悦悦房价会不会下跌，悦悦说：“我是卖房子的，房价即使要跌，我也得说要涨，这不，‘维也纳森林’已经涨到一万三了。”
坐飞机的人都知道，明知飞机不会掉下去，但每次起飞前空姐都要演示怎么戴氧气罩怎么从紧急出口逃生，郑凡买房跟坐飞机有点类似，郑凡在四处咨询和跑遍了K城新建楼盘后，内心里已经觉得降价很渺茫，可他还是抱着一丝飞机失事般的概率妄想，期待着降价。他决定不买的理由居然是，为什么我能买九十平方米房子的钱，不到两年就只能买六十几平方米了？他不甘心。
可韦丽已经失去了耐心：“你以后不要再喊我去看房子了，我不想去售楼中心做一名游客，那里不是旅游目的地。”
郑凡无言以对，他望着屋内的墙壁发呆。墙上那幅“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标语已经陈旧，且落满了灰尘。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郑凡在冬天的风里出没，破旧的自行车总是在半路上掉链，没心思上链条时，他就推着车一个人在寒夜里踽踽独行。他觉得自己渺小得就像夜色里的一粒灰尘，存在与消失对这个夜晚来说毫无意义。想到这，一股悲凉的感觉袭上心头，他想去找舒怀聊聊，可舒怀自从和悦悦分手后，人变得更加颓废和没落，经常抱着酒瓶进入梦乡。正如韦丽所说的那样，舒怀是有房子，那不过是一口活棺材而已。
郑凡想不通的时候，就通过拼命干活来转移心里的不安和惶恐。赵恒请郑凡喝过两次酒，他就又接下了江淮文化传播公司的活。赵恒让他参与江淮小姐选美大赛的组织策划工作，还有明年夏天全省青年歌手大奖赛筹备工作。赵恒说：“韦丽要是再反对你过来兼职，就干脆把她休掉，今明两年我们都泡在美女堆里，随便挑一个也比收银员强。”郑凡说：“韦丽跟我受了那么多苦，哪能随随便便说换就换了。”
郑凡回来后跟韦丽说现在帮江淮传播公司干策划，再也不用编写小广告传单了，他说想多挣一些钱，哪怕房价只降一毛，马上就买。韦丽对郑凡提房子的事已不再感兴趣，她觉得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目光短浅、好占小便宜、缺少大局观的男人，简直就是一个读过书的农民。虽然对郑凡很失望，但她还是不愿过度伤害郑凡，于是就不冷不热地说：“你是家里的男人，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晚上，郑凡想讨好韦丽，就在被窝里轻轻地扳韦丽的腰，韦丽脊梁对着郑凡，轻轻地说：“冷，被窝里漏风。”扫兴的郑凡看着屋里永远也关不严的窗子，凛冽的寒风正乘虚而入，钉在窗子上的塑料布哗哗作响。
郑凡给父亲打电话说春节回不去了，单位里要加班，其实是赵恒的公司里要加班，春节期间要在几个社区搞“汽车进万家”促销宣传活动。赵恒说春节六天加班费给郑凡一千二百，郑凡想着回家过年最少要花一千二，这样一反一复就是两千四，郑凡满口答应。
腊月初十那天，庄邻周天保和儿子来K城找到郑凡，周天保说女儿到广东卖淫后，气得肝疼，最近扛不住了，想请郑凡帮他找一家医院看病。郑凡毫不犹豫地就带着周天保父子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他想自己没能帮人家在省里和中央打上招呼救出女儿，帮着找医院看病还是能做到的。赵恒很仗义，说他小舅子在市一院，一个电话过去，郑凡没费周折就把周天保安排住进了医院，三天后，周天保儿子哭着给郑凡打来电话：“郑哥，不好了，我爸要死了！”
郑凡赶到医院，赵恒小舅子告诉郑凡，周天保查出来是肝癌，必须立即动手术，时间一点不能拖了，郑凡问要多少钱，赵恒小舅子说，先交两万五千块钱做手术，郑凡问周天保带了多少钱过来，周天保说：“总共带了五千块钱，我不想开刀，死掉算了。”周天保说自己死掉就像说日本鬼子死掉一样，异常平静。郑凡却急了：“四叔，你怎么能这样说话？生命只有一次，哪能轻易放弃的？”周天保说：“家里没钱了，家里的猪和鸡都卖了，这些年找二丫，积蓄全花光了。”郑凡对赵恒小舅子说：“你赶紧安排手术，我回去拿钱！”说着转身就跑了。
等到郑凡从银行取出两万块钱交到医院后，郑凡这才想起没跟韦丽打一声招呼，他有些后悔自己操之过急，因为周天保家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这笔钱的，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周天保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外的走廊里飘满了药味，窗外的阳光也像被药水浸泡过一样，冷而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