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新天地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
曾与李伯钊、刘月华被共同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记下了1934年2月，在红都瑞金看到的一幕：
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到达瑞金的三天前，瞿秋白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甫一抵达，便即上任。这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最严重的时候，苏区生活也最困难。据徐特立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而有一天，徐特立发现节损委员会贴出公告，批评教育部“有关同志”节省过火，不爱惜身体。
截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文献和回忆录中，与瞿秋白相关的内容却很少。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综合得来的回忆录说，从1934年2月到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可惜的是，今天仅遗存下来一册用毛边纸油印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回忆说，瞿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都加以原则指示。”
曾设计了红军军装的赵品三回忆说，瞿秋白将苏区喜闻乐见的戏剧结集，名为《号炮集》，油印了三百多份发到全区。同时，他还将高尔基戏剧学校与原工农剧社的一部分同志，以及红校的一部分同志，共编为三个剧团，分成三路到红军中去进行慰问演出，借以鼓舞斗志，宣传革命精神。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由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