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道德”
“八七会议”次年初春，革命热潮依然涌动，盲动政策已经初露端倪。这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在苏联时，李立三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高潮期。他的固执惊动了斯大林，后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斯大林解释说，这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革命是在低潮期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权威面前，争论暂时被搁置。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回国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他立即开始酝酿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在内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这个计划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
1930年9月，在苏联驻留两年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是在“八七会议”纠正右倾的三年后，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则是纠正“左倾”。
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而随后发生的事，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命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竟把错误加在了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
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