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相处的最后日子
1949年2月，父亲初到福州，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和中共和谈。一天，父亲突然接到李宗仁电召他回南京并拟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之职。正好学校即将开学，我跟父亲一道坐飞机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报到，父亲则住在太平路安乐酒店。4月1日，南京学生举行大游行，警备司令张跃明下令开枪，发生惨案。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同学去酒店看望父亲时谈起此事。父亲对同学深表同情，说：“日子不会太久了。”同时还告诉我：“李宗仁下不了决心，他不接受中共八项条件，我在南京没什么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他给我留下身上仅有的20元美钞。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4月20日，父亲从上海来长途电话，一再要我回上海暂避，他怕“子弹不认人”。我说：“几千个同学都留校应变，请父亲放心。”他说我来上海，可以转香港，也可以转北平念书。我仍坚持以不变应万变，迎接解放。我大哥美成于1946年夏从武汉大学放假乘船（东亚轮）沿长江东下回南京，不幸轮船失事沉没，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因此，父亲对我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4月22日下午，解放军开始攻城，父亲又让江宁要塞司令胡雄在撤退时开吉普车拐到学校找我，要我立即随车东撤。我一再感谢胡伯伯在如此紧急关头还关心我，但还是婉拒了他。从此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各奔东西，一晃就整整一个甲子。第二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南京全城！4月24日，也就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曾去位于中山北路的原国民党海军部拜访了林遵伯伯（他在南京解放前夕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林伯伯是父亲的挚友旧交，常来我家与父亲闭门谈事。当时，由于形势还比较紧张，我在林伯伯那吃了午饭就匆匆告辞了。
福州解放前夕，父亲受命与母亲、小妹学成、小弟健成飞台后，两岸隔绝，再无音信。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访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谈起1949年底逃离台北情景时声泪俱下。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父亲一再催促他赶快离开虎口，以防不测。父亲对他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父亲替他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老人说：“你父亲和我40年至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