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1957年下半年后，不但世界上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加紧对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围攻，而且连被中国人称作“老大哥”的苏联也与中国分道扬镳，一时国际局势对于新中国非常不利。而就是在这种国际局势紧张而微妙的时刻，马寅初在演讲中说的那么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无疑有授人以柄之嫌，无疑是在捅娄子、添乱，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极其敏感也实在是情理之中，而且也十分应该。虽然后来马寅初自己也意识到这话说错了，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但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对毛泽东心理的干扰却已难以消除。
第二，毛泽东态度的改变也是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站在全局考虑问题的结果。具体说来，由于毛泽东导演的“大跃进”所产生的虚幻，使他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而在人口问题上态度的改变，只是这一系列错误判断中的一个。1958年，大跃进放出的一个个高产“卫星”给毛泽东造成了一种误会，也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中国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了，他曾说，“原来想不要超过八亿人，现在看来可以到十亿”。尽管他很快发现大跃进报出的产量都是假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又陷入了另一种尴尬——全国已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而人口问题实在不是这个时期最要紧的问题了，因为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期间，由于经济的极度困难，全国不但人口出生率极低，而且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口减少的情况——此时说计划生育自然是很不合时宜，也没必要，而马寅初恰恰在这个时间段提出并一再坚持他的“新人口论”，虽然从学术的层面上说他并不错，但是其命运可想而知！
到1962年，经济得到了恢得，人口增长也得到恢得，对此国家也立即意识到了。当年国务院就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就此算开始正式执行了，但执行了没几年，历史又一次增加了一个插曲：1969年，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等，并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修理”。为了应对这一切，毛泽东在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同时，考虑有可能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或许又让他想到了“人多力量大”，计划生育工作随之再次发生了波折。但尽管如此，国务院还是于1973年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1974年底，病重中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这一批示实际上正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三个小标题（马寅初《新人口论》七、八、九三部分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记得我小时候，我家大门对面的墙上就写着“人口非控制不可”这样一条标语，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批示，更不知道是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小标题，后来知道了，这更使我觉得，毛泽东至少在人口问题上的想法其实与马寅初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或许也正是因此，马寅初事实上在历次政治风暴中相对而言并没有受到太多太大的冲击。当然，这里面与周恩来、陈云等人对他的保护有关，但是说到底，如果真在毛泽东看来他与马寅初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那是谁能保护得了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