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还是从马寅初的演讲中或许便可以得到答案，至少是得到答案的一些线索，因为马寅初太“爱”讲，也太“敢”讲了。据记载：
4月23日，马寅初应杭州银行公会的邀请，作题为《外汇问题》的演讲。
4月27日，马寅初应浙江省教育厅的邀请，作题为《为穷苦的老百姓想个办法》的演讲。
4月28日，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马寅初作了题为《外汇问题》的演讲。
4月29日，马寅初应杭州市惠兴中学的邀请，作题为《女学生对自己地位就有的认识》的演讲。
4月30日，马寅初应浙江省合作协会的邀请，作题为《福利经济》的演讲。
5月3日，马寅初应杭州商会的邀请，作题为《新公司法》的演讲。
5月5日，马寅初就杭州十八所中学的联合邀请，作题为《人生哲学》的演讲。
5月17日，马寅初应邀出席上海工业界“星五聚餐会”，作题为《新〈公司法〉及〈银行法〉》的演讲。
……
在1946年四五月间，马寅初竟创造了一个月演讲十多场的记录。
马寅初作过的演讲真是太多了，究竟有多少？今天似乎已难以统计，至于涉及的内容，更是广泛得让我们难以一一细说，不过有一场演讲我以为很值得我们去作一番回味。那场演讲可算作是马寅初演讲的开始。
三
今天，从有关史料上能够知道的，马寅初最早的一次有影响的演讲是1918年11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题目为《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所谓的“战胜国”，因此战争结束之际，北京大学决定为此放假三天，并在此期间于天安门广场举办演讲会和提灯游行，这一切马寅初自然是都积极参加了。发表演讲的教授有蔡元培、李大钊等多人，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演讲的题目是《庶民的胜利》，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工者》。
初看这题目，似乎马寅初的演讲内容和主要观点会与蔡、李二人大同小异，其实不然。
当时的中国，国势日衰，民不聊生，许多民众，甚至一些学者，都将其归因为，一是国内政治的腐败，二是外国帝国主义——即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即资本的入侵；再加上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开始传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资本的批判，也开始被一些人所认可和接受。这几方面的原因，造就了当时的一句口号：“资本万恶，劳工神圣”，且成为了当时一种时髦的思想。然而马寅初并不完全同意这一口号。就在这一演讲中，他指出：对于中国来说，还不是“资本万恶”的问题，倒是资本不足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辩证地指出：“欲物质变与转移，不可不具有三大要素，则自然、劳力与资本是也，三者缺一，则生产不能完全。倘有资本自然而无劳力，则资本与自然，不能有所作为；若有劳力与自然，而无资本，则劳力与自然亦无所施，生产之功，无可希望矣。”
显然，马寅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客观地看到了并承认了资本的作用，并没有从政治的需要将此看做是“万恶”。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竟敢于将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以公开演讲的方式发表于民众，可见他作为一个学者，是勇敢的，他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学者又是真诚的，他又以经济学的观点支持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又说：“不欲求生产发达则已，欲求生产之发达，则贪婪跋扈之武人，在所不去，断无与劳动者开并存之理。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曰：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尽管后来随着“五四运动”的暴发，“资本万恶，劳工神圣”的口号越喊越高，但马寅初却一直坚持着他那不合“时宜”的观点。如，1921年8月，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暑期国语讲习所发表题为《中国的经济问题——评“资本万恶，劳工神圣”说》，1924年5月17日，他又在北平平民中学发表题为《中国何以如此之穷》的演讲等，多次强调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