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是马寅初处于“岌岌乎殆哉”，甚至可以说已面临“灭顶之灾”一年，但他仍不屈服。年底，他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并主动约见《新建设》杂志编辑，要求发表。1960年1月《新建设》杂志在康生的同意下，给该文加上了“编者按”予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一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是马寅初在报刊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此后，他发表文章的权利被彻底剥夺，因此，此文实际上是他以书面的形式所作的一次最后的告别演讲。或许马寅初自己也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笔下文字才如此悲壮，如此掷地有声！
今天，离马寅初写下这段话时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如今的经济学家，似乎一个个都不是忙着去做股评报告，就是热衷于做上市公司的顾问，他们说什么，不说什么，第一是要服从于他们所“顾问”公司的利益的需要，至于学术真理之类则被放在了第二位。为此，在百姓眼里，经济学家几乎已等同于大公司和财团生意上的“托”了。因此，当我们今天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感动的同时或许有人会觉得“硬”得有点过了头，有点“没必要”，甚至“硬”得有点假！因为他毕竟最终不但没有“战死”，而且也没有被打成右派，甚至“文化大革命”中也事实上受到了特殊的保护……
这些都是事实！
不过我倒是因此而想起了马寅初的另一次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