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整风会议引燃康生问题“第一把火”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由于当时中央党校还是造反派掌权，胡耀邦到党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他揭露了康生的“十个问题”：
一、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
二、对待党校群众组织问题上是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摧残。
三、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大骂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老帅，并编辑出版《林彪选集》《林彪语录》。
四、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搞“清队”和“整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关押、开除、遣送。
五、康生、曹轶欧在党校乱点名的问题。康、曹在党校动辄说某某是反革命、叛徒、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实际上与第四个问题是一回事）
六、康生在对待李广文（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一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问题的处理上出尔反尔。
七、党校的“五七”干校的办校方向违反毛主席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精神。
八、党校的“五七”干校的办校方针有问题。（实际上与第七个问题是一回事）
九、康、曹包庇造反派头头。
十、康生把持党校期间，其亲信和党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康生虽然于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后的悼词上，他却被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当时这“两顶桂冠”还在，并且曹轶欧还活着，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王富长的发言石破天惊，无异于在第一教室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是比较慎重的。他在会上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以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以下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词，污蔑更不允许，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材料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问题。会后，“整风会议”材料组的陈文斌、刘立中两位同志根据王富长的发言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上报中央。
王富长为什么敢公开揭露康生？他说，当时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康生问题依然是禁区，对康生和曹轶欧依然要称康老和曹大姐。公开揭露康生，他心中也有一定顾虑。但他之所以敢挺身而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在经过一段时间“整风会议”的揭发和讨论后，逐步认清了“文革”的本质，同时感觉“文革”中党校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康生。至于揭发康生会不会有风险，他认为风险是有，但大环境已改变了，“四人帮”毕竟倒台了，过去那一套站不住脚了，站出来揭发康生也不会被打成反革命了。第二个原因是，王富长曾被评为全国青年标兵，对曾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感情。在发言前的一个月，王富长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武某（康生的党羽）竟然还与华主席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他就冒昧地给华主席写了一封信，揭发武某与江青有密切联系。后来，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一非和副教育长牟泽衔对他说：“耀邦同志很关心你！”听了这话，王富长预感到是他写给华主席的信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第三个原因就是，王富长不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对康生问题没有更多的思想顾虑。
王富长在“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成为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这把火正伴随着拨乱反正的罡风越烧越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