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是比萧红更有力的人，咎在生命力不活跃；她对于这世界几乎是采取主动的态度，——虽然是以被动的方式：避世，旁观，悲观，独处……然而这也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她是可以做到“文责自负”，敢承担，不推诿，不依傍任何人。我想这是因为她天性聪慧，——少有人达到的聪慧——把人生的来龙去脉过早地就看清楚了。
萧红却正相反，对于人世，我想她从来就没看清过，她就像一个小火炉，一个鱼跃飞身扑进这滚滚红尘，然而她这小火炉终究是不能烫伤任何人，她只是伤了她自己。甚至对于爱，她也从来就没搞清爽过，虽然她一直在“爱”里头，她是太需要爱、也敢爱，却不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人家对她好，她心里有感应，于是就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她对人终究是有要求的，萧军太霸道，她吃不消，端木太绵软，她照样也吃不消；恁是换了谁跟她一起生活，慢慢的她心里总是有苦楚，有委屈……对于男人来说，她其实是很难侍候的。
世人对端木多有指责，——自然了，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汉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惨是很惨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她亲爱的丈夫又不知哪儿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白朗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与她们的内心发生共鸣的，他对于萧红的懂得和体谅，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改变。他是萧红在世的时候，少数几个看出她才华的人之一——另一个据听说是胡风。这一点对萧红来说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写作上可能没那么自信，尤其跟萧军一起的时候。
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分，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萧红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作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1940年了。
1940年1月，劫后余生的端木夫妇来到了香港，——此时，张爱玲已在香港待了两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学兼优的二年级生，照样很沉默的，对这世界采取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旁现的态度；这是中国两位天才文学女性的第二次交接：在同一个时间段，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也可以说，萧红从十九岁离家出走，漂泊十年，逛遍大半个中国，中间历经饥寒、战争、逃难、逃婚、生育、和男人的伤心事，身体的衰败、内心的动荡……为的就是写这样一部小说，写这一部安稳的、平静的、温暖的、跟她的传奇经历绝无关系、事实上又有绝大关系的小说。
我的意思是，萧红若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本来就是用来离开的——她就不会去写《呼兰河传》；她若没有后来的坎坷和不幸，《呼兰河传》就不会写得这样有感情，虽然她并不愿为了写得有感情而去经历那些坎坷和不幸。
总而言之，1940年赴港后的萧红，借得短暂安宁——日本人还未打进来——她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创作。我能够想象，写这部作品时，她一定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她抬眼看向窗外的时候，不知她是否意识到，她是来到几千里外的香港，才想起自己也有故乡；身患重病（她得了肺结核，也许常担心自己就要死了），才跟童年有了亲近；回望自己这一生，她所受到的伤害，才知道祖父是这世上唯一对她好的人……她这个时候，整个就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某种意义上，她终生都活在童年里，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我揣摩萧红的写作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她差不多是一气呵成式的写作，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就是心中有的，她就写出来，心中没有，她就不写了。她的语言虽好，却很少讲究，一看便知是喷薄而出的，——喷薄而出的作品，大多气血充足，气脉贯通，语言上却粗鄙简陋，不忍卒读。萧红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她的文字，细观没一字是出彩的，她不肯在字句上做任何的推敲停留，但几段读下来，那个意思便有了，她想表达的便呼之欲出了，甚至超过了她能表达的……这个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天生的，她的文字是有魔力的。
她写文章就像说话，很口语化的，非常自由，有她自己的调门，颠来倒去，叽叽呱呱，却是怎么说都成文章；她大概有些古典文学的素养，但未必太多，而且看不出师承，却创造了今天“口语化”写作的先例，——不知可否这样说？
而张爱玲正好相反，她自己也承认，她写文章慢而吃力；她熟读诗书，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基底，她是在做足了童子功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有太多的约束，一落笔就想到了前人的影子，然而她却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因为讲究，就整体的作品而论，她的成品率大于萧红，少数篇目甚至是字字珠玑，有些字词的应用简直是神来之笔；她也是自由的，只是在百般约束之下获得了自由；她的写作有点像跳芭蕾，捆着，绑着，脚尖踮起来，一圈，二圈，十圈，二十圈……就这么一直跳下去，达到了她这一行的极限。她和萧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跳芭蕾的，一个是跳自由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