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1)

  

新旧之间

孙 郁

1

我们这代人与学问的路很远,书读得有限。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活,空白点多多,至今还是浅薄得很。比如近代史吧,很晚才知道一点真实的遗存。“文革”期间只晓得一点革命史,非革命的文化著述几乎都被烧掉了。七十年代初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胡适文存》,显得神秘,那是在一个同学家里,并被告知不得外露。那年代胡适的书是被禁的,在我来说,初次的接触也有偷窥的忐忑。但那一次阅读,改变了我对“五四”文化人的印象,看到那么多整理国故的文章,才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乃深味国学的一族。后来接触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的著作,吸引我的,不都是白话文的篇什,还有古诗文里的奇气,及他们深染在周秦汉唐间的古风。足迹一半在过去,一半在现代,遂有了历史的一道奇观。奇怪的是,我们在五十年代后,不太易见到这样的文人和作家,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亲近那些远去的人物,没有旧学的根底,大概是不行的。

而不幸,我们这代人,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根底。我意识到知识结构存有残缺的时候,是八十年代。那时候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才知道其文字何以具有魅力的原因。因为他把失去的旧绪召唤到自己的文本里了。那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陌生。我所经历的教育理念是,传统乃封建余孽,没有新意。这看法今天看来并非都错,可是不了解传统,大概也会生出问题。而汪曾祺身上的士大夫意味,对他的小说不是拖累,倒成了积极的因素。那时候流行的理论无法说清这些,但隐隐地知道我们的时代出现了问题。也由于此,我忽然有了沮丧的感觉。好像搭错了车,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该到的地方。这种感觉,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消失。

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是知识恶补的时代。还记得集中阅读周作人的时候,曾被他沉潜在文字里的绅士气与鬼气所打动。我也奇怪,何以被这位潦倒的文人所吸引,好似内心沉睡的因子被唤醒了。难道自己的深处也有消极的欲求不是?而那时候也暗自发现,我的心里的确藏有对旧人物的亲密感。那些时隐时现、时续时断的情思,或许是自己渐渐亲近书斋的原因?我曾把这个看法告诉给汪曾祺,他笑了笑,说道:对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也是很留意的。

于是便对百年间文化史的另一面有了兴趣。在驻足于各类文本的时候,其实更愿意看的是作家的尺牍、旧诗与题跋之属。那里可能看到人的更直接的、隐秘的存在。这很像人们的喜读野史,在正襟危坐的文本里,其实没有真的人生。越到中年,这种感觉越浓,也许自己真的有些老气了。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革命几乎成了时髦的话题。其实这样的态势,早在孙中山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以新代旧,新旧交替,在我们的国度里一直是道复杂的景观。革命的人,多是从旧营垒来的。因为深味传统的弊病,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激进主义固然是域外文明的一种,而我们传统中的因子有类似的倾向,也是不能不看到的。

早期搞文化革命的人,旧学的基础差不多都好。陈独秀那样的激烈反旧学的斗士,模仿俄苏与法国的革命理论,都有点皮毛,而文章的气象,似乎是六朝的,有韩愈的影子也说不定。至于胡适,就把“五四”的求实精神与乾嘉学派联系起来,也并非没有道理。1921年之后,《新青年》分化,在孤独的路上前行的不多,鲁迅、陈独秀还保持着进击的激情,而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则向士大夫的一面靠拢了。他们虽然也写白话文,情调却在魏晋与明清之间,精神与许多白话作家是隔膜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革命的前沿,那些新事物的迎接者,文章不都是新的,行文间也不免旧文人的习气。他们在最时髦的新世界里,表达方式还在清末的时期。1924年,罗章龙与陈独秀、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会后他访问了俄、法、德、荷、比、丹等十国,可谓是浪漫之旅。所到之处,都留下一些诗文。看不到多少共产党人的严肃的面孔,倒有点古代读书人的样子,趣味似乎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同时代的毛泽东、陈毅、朱德的墨迹,儒生的气息不是没有,只是造反者的气象更浓罢了。他们在乌托邦的梦想里,还残留着孔老夫子的习气。反传统的人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

至于新文学家的写作,更带有这样的多面性,其面孔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对旧传统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的东西就攻击之,喜欢的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就后者来说,他们是通过借用旧学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审美观的。后来的京派文学,其实就是这样延伸下来的。

旧学的经验,触发了新文化的发生是无疑的,虽然这在其间究竟占多大成分还不好说。可以说,它是现代新精神可以借用的思想资源。胡适在白话文的提倡中,不忘对旧体诗的研究,对文言文也有心得。朱自清授课的内容是古代文学,精神就是有历史的厚重了。闻一多后来一心研究神话与诗经楚辞,都是在寻找我们民族内心核心的存在。他们知道,在新文人那里,有旧有的遗存,不是什么都没有价值的。

当知道那些弄新文学的人多是旧学问的专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对新文学的发生与解释,似乎少了什么。对他们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的真不多。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