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亚历山大
楚 些
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的一生贯穿了传奇的色彩，其生涯的诸多细节令后世的学者和观众为之着迷并倾倒。二十岁登上王位，随之便展示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闪击底比斯城，征服希腊联邦，之后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东方进军，战胜了领土面积为己五十倍、军队数量也高于己数十倍的波斯帝国。又经过十年的征伐，建立了以巴比伦为中心的一个强大的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所谓“上将伐谋”，这个创立了马其顿方阵的军事统帅，尽管也遭遇了南亚次大陆之殇，但瑕不掩瑜，他所缔造的一次次军事传奇足以将其推至军事领域的顶端。更何况，印度之役并非是强大的对手战胜了他，而是瘟疫和气候击败了他的军队，就像后世的两次莫斯科之战一样，是严寒彻底打垮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伐谋”。
不过，我在这里想说的不是亚历山大的文治武功。若说起文治武功，稍微翻弄一下东西方的历史，可谓多矣。恺撒、拿破仑，东方的秦皇汉武等等，若标尺再放低那么一点，更是汗牛充栋。文治武功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功绩，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拓展、民族文化的融合、人民生活的安定、政治框架的落定等就是表现，当然，还有历史学家紧张的勘探以及普通读者辉煌的谈资。可惜的是，所有的丰功伟绩皆非头顶永恒的星空，始皇帝之后，未过三世就戛然而止，亚历山大之后，巴比伦附近很快陷入混战，罗马人、阿拉伯人皆用利剑砍削过这个拥有千年灿烂文明的城市，一直到古老文明的彻底陨落，那些冰冷的剑锋也不见结束。而以最近距离贴近这座伟大城市的直接现实是：美军悍马军车的长驱直入、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大量文物的散失以及街头汽车炸弹的血肉横飞。这些都是历史与现实必然的冷酷与必然的讽刺，与创立文治武功的个体无关，回想起来，他们伟大的梦想确实让人们尊崇，同样，那些梦想的破碎也让人们无比伤感，这是历史进程的密码使然，即使是人类的大哲也为之头疼，所以老子希望国家政体回归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去，而康德对国家政体的瞭望与思考也最终定格到悲观的层次之上。
人心则是我们理解文明的另一个向度，它诉说的不是树冠之上耀眼的日光，而是树下每一寸阴凉的伏地。它虽然微小，却从未在历史的夹缝中消逝过，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就有它鲜活的荡漾。痛苦、恐惧、死亡的阴影、爱与痛的交织是其不断在场的常存状态，而欲望则是其变幻外表下唯一推力。如果说文治武功是历史长线上不断闪现的断点的话，那么人心则总是环绕成一个圆圈，所呈现的面貌是在其中原地踏步。两者的取向完全不同，人心所建立的尺度只是基于感受和愿望，与对事件的评判无关。就此，我们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两句诗与赫赫有名的唐玄宗有关，是其文治武功的余波，另一方面，我们若从别样角度理解，其中的“白头宫女”以及“说”的状态，恰恰就是恒常人心的承载。它不停诉说的何止是唐玄宗一人而已，而是天下人、天下事之旷古寂寞。这寂寞还会不停地诉说下去，并紧紧黏附到每一个个体的悲欢之上。海德格尔指出，“时代的贫乏在于痛苦、死亡和爱情的本性无法呈现”，在这里，现代哲学试图为人心作出总的概括。
回到人心的层面之上，一些朴素的真理就可以得以建立。这是穿透文明迷障的重要方法，或许，历史学者绝不这样认为，他们有自己的评判尺度。这个问题可以暂且搁置，也许列宁的话语尚有一定的道理，他说：“所谓教授，就是那些将腐朽的思想编成体系的人”。
我在这里诉说的正是人心层面上的亚历山大，考察他的所感所想，试图逼近那容易令人忽略的事实。就让我们从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开始切入：它发生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某一天，亚历山大，这位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高足，刚刚征服了希腊城邦的胜利者，率领众随从去拜会当其时鼎鼎大名的第欧根尼。第欧根尼何许人也？就是那个曾经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声称要找人的怪人，也是奉行“像狗一样活着”信条的犬儒主义哲学帮派的总教主。就在这一天，这个居住在破桶生活的世外之人，眯缝着双眼，嘴巴呈斜角分布，正享受着北纬三十度强烈阳光的烘烤，至于大脑中的思想，则如泉水般滔滔汩汩。他没有意想到还有谁会专程拜访他的居所，当然，他也不愿意这样去想象。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亚历山大久闻其大名，这位气宇轩昂的新执政官沿着人群让开的狭小通道，在人们肃然目光注视下，径直来到第欧根尼居住的“狗窝”之前。科林斯的广场，是世界消息会聚之处，第欧根尼扫过黑压压的人群，他当然知道这阵势后面的尊主是谁。躺在泥桶里的他支起一只肘子，然而并没有说话。起先，在两人之间是一阵有意味的沉默，后来还是亚历山大在风中率先甩出他的话语，“亲爱的第欧根尼，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之效劳吗？”“有，请你站到一边去，别挡住我的阳光。”第欧根尼的回答令众人愕然，那些穿戴优雅的希腊人接着发出一阵窃笑，卫兵们瞅着这个邋遢的家伙如此不识相，但破败的样子又不值得加以申斥，于是也哄笑开来。此时，亚历山大却保持了足够的平静，转过身子，对着众人说道：“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欧根尼。”
